取消大小周成趋势 打工人能否告别加班

员工变相“自愿加班”成为一种普遍风气，不愿意接受加班的则可能面临考核不达标甚至被扫地出门的局面。

至上而下的改变工作作息时间的不止快手一家。腾讯旗下光子工作室出台了新的作息安排，从6月14日起开始推行“强制不加班双休”的政策，要求每周三18点准时下班，其余工作日不晚于21时离开办公区域。同时，公司要求周末与法定节假日要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休息，并明令严禁周末连续两天加班，如果因特殊情况需要加班，必须提前向领导申请并阐明理由。

一方面，这是舆情所驱动。互联网员工，是最熟悉网络的一群人，他们有很强的网络话语权，更能设定话题以及观念。所以，从当初996的呼声开始，互联网公司的加班问题，就一直是舆论的热点。现在这些大公司站出来，对舆情做出根本性的正面回应，是一件好事。

更深层次的，一般认为：工资水平提高，劳动者最初会选择增加工作时间，以获得更多收入，于是，劳动力供给量会增加，工资水平与劳动力供给量成正比关系。简单的说，在这一阶段，工资越高，会更多的工作。如果工资水平继续提高，有了丰厚的收入后，收入的边际效应递减，也就说，钱已经够多了，放在银行里，也只是一个数字，于是，劳动者就倾向于花钱，自然认为休闲比收入增长更重要。他们就宁愿选择增加休闲而减少工作时间，致使劳动力供给量反而减少，此时工资水平与劳动力供给量成反比关系。简单的说，在这一阶段，工资更高了，人们反而不愿意工作了。但这个解释还过于一般化，还可以更细致一些。

在互联网，创业四起，蓬勃发展的时代，是一种“赢家通吃”模式。如果当不了赢家，损失很大，如果当上了赢家，收益非常大。于是，在激烈的竞争下，老板战战兢兢，不敢放松，员工也被带动着不敢放松，加班加点。这种加班加点，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于是，我们看到周围的成功人士、互联网新贵都是工作狂。

这个阶段，可以看作工作与休闲选择的第三个阶段。

工作与休闲，休闲的收益是人效用的满足，其成本是工作收入，而收入的效用存在边际递减。最初，收入少，人们需要钱，收入的效用大；然后，随着收入增加，收入的效应边际递减，不工作损失的钱，不再重要，人们选择休闲；然后，收入继续增加，继续边际递减，但是，这个时候，收入在数量上的增加超过收入边际递减的效应，于是，人们再次放弃休闲。

不过，事情还没完，还在继续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竞争态势，相应的职场上升空间，财富效应，也减少了，甚至，连业绩、成果空间也减少了。于是，竞争变为了员工比谁能做出更精美的PPT，谁下班时间更晚，谁加班更多。这就是内卷。所谓内卷，解释起来很长，但简单的说，就是无效竞争。

对于公司来说，内卷是不必要的负担，既要增加加班费，又有承担舆论压力，最关键的是，它是无效的，对公司并没有好处。那么，公司就会出手抑制这种无效的加班，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至上而下的改变上班的时间规定。有了这个规定之后，原来不愿意加班的人，可以放心大胆的下班了；原来愿意加班的人，再加班，也没了加班费。即便不要加班费，也需要承受一些来自于同事的压力。所以，公司的决定，肯定比相关法律更有效。

不过，虽然这一决定在舆论中，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身在其中的人感受却并不一样，有人表示，如此一来，一个月要损失好几千元。其实，这样的人并不是少数。6月17日，字节跳动CEO梁汝波就取消大小周问题公布调研结果，表示字节三分之一的人不支持取消大小周，三分之一的人支持，因此结论“再研究下”。

可见，希望加班的人还不少，那么，当一部分人愿意加班，而公司的确存在相应的需求的时候，这部分人就可能会重新带动其他人加班，以至于加班重新成为一种氛围。毕竟，法律可以保护劳动者应得的权利，公司制度可以禁止加班，但却无法阻止一个更愿意加班，哪怕免费加班的人，获更容易获得升迁、加薪。

所以，加班制度，本质上它并非规定出来的，而是演化出来的，其最根本的根子，在于中国人对休闲与上班的选择，以及员工作为共同体的一致行动与集体性，建立共识的能力这类因素。

（作者刘远举 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