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内外的“战争”

《纽约邮报》也在此前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在与奥斯卡主办方谈判，希望在3月27日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直播中视频亮相。报道中有消息人士指出，争论的焦点是，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奥斯卡是否应该保持非政治性。

在这场冲突在欧洲发生后，好莱坞就不时出现在新闻头条。其中与影视制作本身最相关的是，影星西恩·潘已身处乌克兰基辅，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俄乌冲突的战争纪录片。

身处文化意义上的聚光灯当中，好莱坞身上的“非政治性”真的可以存在吗？翻开好莱坞历史，似乎很难与政治脱离，也很难与美国政府意志解绑。一个相对确切的说法是，好莱坞讲述战争，也在战争中讲述政治。

对于战争和好莱坞电影，美国学者马特尔斯克和斯特里特有一个经典的论断：“美国对于世界的主要出口产品是战争和娱乐，当二者被打包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成了战争片。”

自一战以来，美国有一半的时间处在参战状态。而93部奥斯卡最佳影片中，有近1/4与战争直接相关。在1942到1945年，好莱坞生产了400部战争片。而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三十年，美国出现了500多部越战相关电影。

一定意义上，好莱坞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和美国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也在战争宣传中走向世界。在冷战前后，好莱坞战争片则在持续生产着美国和全球的集体记忆，这是美国政府制造舆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文化产品。

在100年的时间里，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好莱坞也成为全球电影市场最重要的生产者。而战争片，正站在二者交叉地带的阴影中。

治疗越战创伤

1968年春天，美国已经陷入越战的泥潭中十多年。哥伦比亚大学爆发学生运动，质问校方对越战的态度，而校长格雷森·柯克试图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辩护。学生们在给柯克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这些年轻人使你心惊胆战。我们说，这个社会垮掉了。你和你们的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根……你要的是社会安定和服从领导；而我们则要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

这是反战运动的一个开始，持续了20多年的越南战争，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价值观分裂。学生、摇滚歌手和朋克青年们，用反战的口号反对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声援黑人运动，批评占主导性的社会制度与文化。

“二十世纪的特点并非暴力本身，而是观看暴力”，新兴的电视等大众媒介对战争的报道，是大众情绪的重要催化剂。而大众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好莱坞，也保持着表达热情。在越南战争结束的三十年间，美国涌现出了五百多部从不同角度表现这场战争的电影。

根据学者约翰斯道雷的统计，这一时期有关越战的电影，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作为背叛的战争”，“黑白颠倒综合症”和“战争的美国化”。

在第一种模式中，美军战败的责任被归咎为糟糕的政治家，不利的军事指挥，甚至是“平民的背叛”。在《第一滴血》中，打不死的美国硬汉约翰·兰博重返越南营救美国士兵，并批评那些反战人士，“当我重返世界，在机场看见那些可怜虫高举口号抗议，并指责我滥杀无辜时，我真想反问：他们算什么东西？我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时候，他们又在哪里？”

在第二种模式“黑白颠倒综合症”中，拥有军事优势的美国士兵在电影中往往形单影只，而北越士兵则人潮汹涌、神出鬼没。《野战排》在英国的宣传海报上，展示了主角“十字架受难”的惨状，图片上写着“战争的第一受害者是纯真”。

而“战争的美国化”，则意味着越南战争变成纯粹的美国现象，越南只不过作为美国悲剧的语境而存在。在《阿甘正传》的越战场景中，没有出现一个越南人形象。黑人战士布巴对越南这个空洞的战争布景的感想是，这里的湖泊河流是天然的捕虾场，可愚蠢的当地人不谙此道。

有趣的是，70年代也是苏联本土战争电影创作空前繁荣的时期。从外部来看，越战的失败也让美国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在国家实力和文化实力之间，从攻势转向守势。

此时苏联大力提倡文艺创作中的“军事爱国主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鸿篇巨制《解放》等苏联电影都诞生于70年代，并注重在战争叙事中弘扬英雄主义。

这一时期的南斯拉夫也生产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电影，在社会主义阵营及第三世界国家流行。这些电影在70年被引入中国并风靡一时。《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时间进入80年代，在几百部越南战争电影的狂轰滥炸后，好莱坞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民的越战记忆。学者玛丽塔斯特尔肯观察到：一些越战老兵甚至声称，自己完全不记得自己对战争的记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亲身经历、纪实照片还是好莱坞电影？

反对主流文化的社会运动逐渐转入低潮，或被主流价值所同化。美国的政治风向，也在逐渐右转。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里根公开宣称：“从今以后，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越南战争是一个深刻的崇高的理想。”

为这场记忆修改运动划下句点的，是1994年上映的《阿甘正传》，这部电影里，黑人和白人在越南战场亲如兄弟，反战的左翼青年和阿甘在集会上双向奔赴，而后半段，参与越战的人获得救赎，而反对越战的青年们则走向疯狂和艾滋。

这部电影在美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并在当年的奥斯卡上获得6项大奖。当时一篇《为什么是阿甘；为什么是现在》的评论提到，在一个充满伤痛的国度里，在这个仍没有从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政治暗杀、白宫腐败、没有打赢的战争、性虐待丑闻、驱车射击等混乱中醒过来的美国，观看《阿甘正传》近乎是一次宗教体验。

电影研究者戴锦华在《电影研究》中认为，这部电影重新书写了冷战的历史记忆，并且围绕着越南战争重新实现了种族、左右翼的和解，“当违心获救的中尉也因阿甘而最终站立起来后，似乎除了悄然埋葬的黑人死者，越南的创伤已经获得治愈。”

美国社会和越南战争漫长的纠缠逐渐结束。正如身为抗战老兵的学者迈克尔克拉克指出的，“越战记忆一度是对帝国主义野心的抗拒，而今却成了让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催化剂。”

1990年，在海湾战争开始前的演讲中，老布什演讲中强调“这绝不会成为另一场越战”，“我们的军队将会获得全世界的支持”。这些论述，建立在关于越南战争的新认知上。

好莱坞与白宫

好莱坞成为了美国社会重建越战记忆的重要阵地，要想理解这点，得从更早的一战开始说起。

1917 年，美国宣布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立了国会公共信息委员会来进行战争宣传，好莱坞也正式与美国政府建立起合作关系。总统希望电影担负起战争期间的重要责任。“电影是可以通过极小的成本、甚至零成本进行国家宣传的最佳方式。”

战争也推动了好莱坞走向世界。从 1918 年到 1921 年，好莱坞电影出口增加了 300%。到 1925年，好莱坞占据了英国电影市场的 95%和法国电影市场的 77%。

美国政府还成立了对外电影中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电影。对外电影中心规定，从美国出口的电影作品必须包含 20%的“教育成分”，并且严禁出口含有“不真实”的美国价值观念或传播美国负面形象的内容。

不过这也激起了欧洲的反好莱坞情绪。1929年法国《晨报》评论说：“美国人正试图用他们的思想统治欧洲，他们认识到电影宣传能够确保把美国的宣传送到每个人的眼前，是一种传播美国影响的最佳且又成本最低的途径。”

二战后，罗斯福总统设立美国战时信息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其中信息局电影部联络华盛顿和好莱坞，并鼓励好莱坞制作战争影片。罗斯福总统告诫好莱坞，在拍摄每一部电影前，“都要遵循自我询问，‘这样的一部电影作品能够帮助赢得战争的胜利吗？’”。

1942~1945 年，好莱坞共生产了 1700 多部影片，其中约 500 部是与二战相关的战争片。1942~1943 年，好莱坞电影每周在全球范围内的观影人次高达 8500 万，这还不包括战场上的几百万盟国军队的免费观看。

二战结束后的“马歇尔计划”中，好莱坞各大制片厂从美国政府得到了直接资助和补贴，来推动好莱坞电影输出到欧洲。根据《法美电影协定》，1947年上半年有约340部美国电影登陆法国，同期上映的法国国产电影只有40部。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中，发表了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讲话，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

而为了冷战，美国政府挥向好莱坞的，除了胡萝卜也有大棒。1947 年初，国会调查委员会宣布了以反共为主题的八点计划，其中明确规定“要调查好莱坞中共产主义的影响”。

1947年，由右翼分子组成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针对好莱坞进行了三次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华纳兄弟创始人杰克·华纳表示愿意资助反共反苏电影的制作，并把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侵蚀的好莱坞电影人驱逐至苏联。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则允许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利用联邦调查局在此前收集到的情报资料为听证会提供帮助，并要求委员会保守消息来源的秘密性。

好莱坞因此进行了一次内部清洗。著名喜剧演员、导演查理·卓别林，因为被指责从事“非美行为”，并被怀疑倾向共产党，被迫于1952年离开美国、定居欧洲。

在三次听证会后，委员会公开表示，要求好莱坞拍摄反对共产主义渗透、反对苏联的电影。

美国防部在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办公室之下设立电影生产处，用来处理与好莱坞之间的合作与沟通。美国军方规定，好莱坞拍摄制作的电影必须要符合其意识形态要求，才会得到国防部的帮助。

美国电影史学家劳伦斯·休德（Lawrence Suid）所列的不完整清单显示，从 1949 到 1969 年，美国防部支持好莱坞拍摄的电影不少于 226 部。

在这一套政府主导的体系中，战争片的产出在结果上成为了美国对内对外输出冷战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在越南战争初期，好莱坞和政府合作，制作了一系列为越战张目的电影，来掩盖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

1966 年，西部片影星约翰·韦恩开始以小说《绿色贝雷帽》为基础，制作宣扬美军越战行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同名电影，得到了军方的大力支持。

电影的第一版剧本中，美军为绑架北越将军而发起袭击的情节，遭到了国防部的反对，理由是美军跨越军事分界线进入北越的情节与事实不符，影响美军形象。编剧对剧本进行了修改，但保留了美军引诱北越军队的将军以将其绑架的情节。

奥斯卡所建立的评价体系，也是引导战争片生产的重要因素。一个美国学者曾做过研究：截至80年代，除去决定从越南撤兵的前后两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始终保持着对美国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的正面评价。

奥斯卡从不吝惜对战争电影的褒奖。截至目前，仅奥斯卡最佳电影这一项中，就有21部以战争为主要背景的影片，其中还不包括《阿甘正传》这样有不少战争场景的电影。如果拓展到其他奖项，战争片无疑是最受奥斯卡欢迎的电影类型之一。

在好莱坞和美国政府的合作下，一套对于战争片生产的引导和过滤体系逐渐形成。反对这种价值观的影片可以出现，但得到的支持有限。电影《现代启示录》表达越战中自信丧失、精神迷惘的自我反思，与奥斯卡最佳电影失之交臂，而国防部也拒绝了与其在拍摄过程进行合作。

在《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中，电影研究者让·路易·波德里亚认为，“电影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个最佳装置，可以不断地对意识形态进行复制和再生产。”

在进行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中，战争片被视为有效手段。波德里亚提出了“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概念，认为意识形态虽不会直接言说或强制，却在事实上不断讲述，只不过由于成功隐藏了该言说的机制和行为，让其成为了某种不被感知的言说。

这也和战争片的作用相吻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区分敌我、建立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进行意识形态腹语的有效手段。

历史终结了吗

2001 年 11 月，“911”事件后不久，美国总统小布什派遣资深顾问卡尔罗夫、白宫和国防部媒体联络负责人，赶赴洛杉矶比弗利山庄，与聚集在此的好莱坞电影人会晤，讨论好莱坞在美国政府的反恐战争舆论动员体系中的角色。

在白宫和国防部对反恐战争动员电影提出的七个主题，其中之一便是，“美国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针对邪恶的对象”——双子大厦的倒塌，让反恐战争成为当时美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好莱坞被全面地发动起来，进行反恐战争的拍摄。

2002年1月，改编自1993年美军干预索马里真实事件的《黑鹰坠落》就在全球上映。电影在制作过程中得到了军方的全力支持。主演们前往军事基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训练，美军还为电影拍摄提供了军用道具的支持，时任美国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对影片称赞有加。

影片上映后，不少当事人批评这部电影与事实存在出入，对索马里人的刻画存在误差。但这部电影用对现代战争逼真的细节刻画，让观众容易将银幕和现实混为一谈。在豆瓣社区，一则2008年的评论表示，这部电影“有的只是战争，真实而残酷的战争。”

一般看来，这一时期的反恐战争电影，比之前的越战电影，更不加掩饰美国的意识形态需求。冷战结束后美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在右转，变得更加强调爱国主义，越战后有一定批判性的战争电影也不见踪影。

《猎鹿人》的导演斯通曾在一次研讨会上痛斥美国社会的保守、好莱坞运行体制的专断，抱怨批判性影片往往拿不到投资，即使拍成也遭禁演。但转头之间，斯通自己拍摄的“911”题材影片《世贸中心》，也拥抱了美国爱国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制造视觉大场面。

对于战争的书写，成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塑造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对于越战的记忆重塑完成后，好莱坞战争片，尤其是二战电影再次担负起了讲述神话的作用。

关于二战的电影获得了美国官方的大力支持。在好莱坞拍摄《珍珠港》（2001年）的过程中，美国海军为剧组提供了 20 艘退役的战舰。电影正式首映的那天，海军还调派了约翰·斯坦尼斯号航母从加利福尼亚赶赴夏威夷参与首映礼，时任总统布什亲自来主持首映典礼。

这些电影在全球市场获得成功，《珍珠港》和《拯救大兵瑞恩》，都在引入后的当年成为中国内地的电影票房冠军。

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

1991年，苏联解体，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外部世界消失。学者福山抛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政治体制已经是历史的大结局。“历史终结论”在当时最契合“神话”的气质。

“反法西斯战争”的先天正义性，为“神话”的建构提供了绝佳讲述的场域。在90年代，斯皮尔伯格制造的两部奥斯卡获奖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和《辛德勒的名单》，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这些二战电影讲述普世的人性，也进一步消解了短二十世纪中，社会主义阵营所讲述的宏大叙事：革命、英雄主义和人民战争。战争的政治性被消解，而更多落地在个人的价值上。

用战争片来进行冷战和二战中战败者的审判，也是好莱坞的一大发明。好莱坞二战的镜头对准的主要是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苏联的角色被渐渐抹去。

戴锦华就认为，好莱坞2001年拍摄的《兵临城下》，苏联作为冷战的敌人，替代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苏联红军，“你会看到那种洋洋自得的冷战胜利者，奋力要抹除罗斯福赠剑的历史记忆。”而俄罗斯新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则说明冷战失败者丧失了所有的言说逻辑，“不可能再讲述出一个所谓有主体的故事。”

政府与好莱坞联系的加强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商业逻辑对导演的规训：只有符合美国主流价值的电影，才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美国学者安德鲁萨理斯在《政治与电影》中提到，由于电影工业的投资巨大，好莱坞电影只好屈从于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不可能如实地反映政治现实，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其实不过是反复上演的、反映美国人深层心理的神话或寓言而已。

而战争片在这一时期，对美国更大的帮助，在于建立全球性的普世价值、及关于战争的常识。这种常识的学习对象不仅是观众，也有世界各地的同行，好莱坞在为全球生产关于战争片的电影语法。

华语片《集结号》2007年上映时，有评论认为《集结号》模仿《拯救大兵瑞恩》，在相关报道中，导演冯小刚不置可否，“我觉得这不是不好的，我在尽可能模仿出来一种真实的效果。”

另一个时代的往事

好莱坞这些服从美国意识形态的战争片，遭到了不少其他国家的批评。2012年《逃离德黑兰》上映后，就遭到了伊朗官方的严厉批评。

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在互联网上批评电影“充斥着历史错误和扭曲”，“美国电影试图把伊朗人民描述成一群病态恐惧的人。电影中，伊朗人表现得极度脆弱、不理性、疯狂和残忍，而美国中情局特工则表现出一股英雄爱国主义气概。”

伊朗文艺主管部门则表示准备资助拍摄一部名为《总参谋部》的电影，讲述20名由伊朗革命者移交给美国政府的美国人质的故事。

美国战争片的全球流行与隐形抵制，成为各国建立信息主权的重要部分。2012 年夏天，俄罗斯文化部宣布，针对本国十三四岁的学生开设新课程《经典电影 100 部》，卫国战争题材电影占到了相当比重。

更重要的是，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事件发生，占据主流社会数十年的某种平衡术开始出现松动。

《敦刻尔克》发生于危机开始的初期，导演诺兰自称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对于欧洲难民危机有所指涉。当被问及有无可与敦刻尔克撤退相提并论的现代事件时，诺兰提及了欧洲的移民危机：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幸、最大的恐怖之一，便是目前对欧洲移民危机的不当处置。我们再次用冰冷的机制去处理数量如此庞大的难民，他们挤在小船上，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当今世界依旧有着如此惨剧，我不认为你能把在敦刻尔克发生的事情看成另一个世界或另一个时代的往事。

而研究者则将诺兰的撤退话语，和当时英国轰轰烈烈的脱欧结合到一起，因为在当时，敦刻尔克已经成为英国脱欧的新符号。

莱文在专著《敦刻尔克》中提到：敦刻尔克精神在英国 2016 年的“脱欧公投”中水涨船高。脱欧阵营的主要资助人彼得·哈格里夫斯强烈呼吁民众为“脱欧”投票。他追溯到上次英国离开欧洲之时：“这就像敦刻尔克大撤退。”次年，诺兰拍摄的《敦刻尔克》才正式上映。

二战在电影中的表征不只是胜利、也开始有了迷茫和彷徨。作为西方文明的中心，美国也同样处在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之中。

2014年，代表白人传统价值的《美国狙击手》打破了美国影片史上的1月票房记录，但在海外表现相对惨淡。《美国狙击手》的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表态会给特朗普投票，这在好莱坞环境中是一种绝对的逆流。

“私底下其实每个人都已对政治正确感到厌倦，大家都不想再跪舔（kiss-a*s）了。可我们目前就生活在一个跪舔的时代，一个只剩下娘娘腔（p*ssy）的时代之中。现如今人人自危，动不动就会有人谴责你是种族主义者或是别的什么。可在我小时候，没人管这些事叫种族主义。”

2020年，经典电影《乱世佳人》在HBO Max被下架，意味着“老东木”所厌倦某种的话语，成为审查战争片的另一重逻辑。电影《为奴十二年》编剧约翰·莱德利则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是一部歌颂南北战争当中“南方地区”的电影，延续了“对有色人种一些最痛苦的刻板印象”。

随后，这部电影被撤下。HBO Max发言人表示，《乱世佳人》是“时代的产物，描绘了一些种族歧视，很不幸，这在美国社会很常见。”“这些种族描述在当时是错误的，在现在也是错误的。”

这些问题延续到了2022年。亨廷顿等美国学者在冷战后曾认为，欧洲和美国已几乎成为一体，冲突只会发生在文明与文明之间。而在今年，战争逼近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带，也意味着历史从未终结。

对美国战争片来说，“讲述神话的年代”又一次改变了。

参考资料

1.《美国往事》，王炎

2.《电影批评》，戴锦华

3.《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约翰·斯道雷

4.美国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

5.好莱坞参与美国战争舆论动员的公共外交行为研究，陈哲

6.从《敦刻尔克》看好莱坞二战战争片的传统与重构，徐枫，《电影艺术》

7.故事形态、叙述机制与美国形象的塑造，陈林侠，《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