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届网友都沉迷在外卖App劝架？

所谓“赛博判官”，是指某些APP推出的“评审员”功能。当商家收到一些来自顾客的差评，他们可以申请上“网络法庭”，邀请评审员来决策这条评价是不是有失偏颇。任何用户都可以成为评审员，通过投票的方式参与到一场场商户和消费者之间的是非对错之争。

这个听起来有点“多管闲事”的活儿，却让很多网友拿出了比工作还努力百分的干劲。

他们时而化身福尔摩斯，从蛛丝马迹中找出被掩盖的真相：

时而段子频出，向明显错误的离谱一方发出指责：

热闹之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并无收益的“赛博判官”，却吸引了这么多人？

喜欢“打抱不平”是社会性生物的本能

一名合格的“赛博判官”，一定要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做事态度和对待万事万物公平公正的价值观。”

虽然听起来很酷，但这种正气凛然爱主持公道的样子，可能在不少旁观者眼中却像是单纯的多管闲事，认为他们只是爱看热闹而已。但其实，这种热爱打抱不平的天赋是我们作为社会性生物的一种本能。

自然界中的许多动物，例如黑猩猩通过梳理毛发、拥抱和亲吻来安慰打架中的“失败者”。这种行为不仅能缓解“失败者”的情绪，也可以降低另一方的压力，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这一种奇妙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人与人的互动中。

人类在本性上既是乐于助人又是自私自利的，这虽然矛盾但却成为了道德进化和支持我们进行有益社会互动的前提条件。

举个例子，你和朋友一起去鬼屋或者看恐怖片，如果你感到害怕，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去安抚一下身旁的朋友，用颤抖的声音对朋友说“你害怕吗？你没事吧？没事有我在”等等。

这是因为在潜意识中人们认为，作出有益于他人的亲社会行为后，我们也可以在未来或紧急时刻得到相应的积极反馈。

而对于网络中的“赛博判官”来说，每一次的参与讨论，针对弱势群体给予同理心和鼎力相助，都在为他人打抱不平的同时，给自己建立心理上的积极暗示，期望且相信着未来当自己处于“弱势”时，也会有人能够站出来为自己主持公道。

人类是极具社会性的物种。我们彼此依赖着，如果不与他人互动，不给予他人同理心，我们就无法生存，无法保持积极的心态，更无法繁荣。

“赛博判官”们可能比常人更加理性

对于一名“赛博判官”而言，卖家与买家间的争端和自身利益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有时我们仍然会感到气不过，甚至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想去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种“义愤填膺”的冲动，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爆发，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一些热爱打抱不平的“赛博判官”可能比常人更加的理性。

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教授琼·戴西迪和其团队在一项针对情感与认知在道德判断中作用的研究中，让参与者观看一些关于好与坏道德行为的视频，通过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观察他们大脑中变化，并且让参与者对视频中内容进行评价。

结果发现，那些在问卷和评估中明显有着更高道德敏感性的人，大脑中和高阶认知相关的区域比其他人有着更高的活动性。而那些通常与情绪处理相关的大脑区域却没有出现太大变化。

戴西迪指出，人对正义和道德的追求，并不主要来自情感动力，相反，这种动力可能更多地与分析、计算、认知有关。

所以，造成有的人在生活中更热爱打抱不平，自愿成为一名“赛博判官”，而有的人只是走马观花一笑而过，不会对争端进行评判和投票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前者要比后者更加情绪敏感，而是前者对事物观察角度和价值观与后者不同，甚至掺杂了更多的认知和思考。

此外，还需要考虑到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参与进一场矛盾时，作为调解或是站边的第三方都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例如，劝架很有可能会被误伤，选边站可能会被波及等问题。但是，在网络世界中，无论你是直接加入进一场争端，还是将那关键的一票投给哪一方，都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这种既能满足自己道德感的迸发，又能明哲保身的“赛博判官”工作，何乐而不为？

“赛博判官” 一种“快乐经济”

当然，除了受到本能的影响和道德认知的驱使以外，“赛博判官” 机制的建立和群体的扩大，也是一种有利于平台收益的策略，更是符合未来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我

们常说，最高级的用户体验，就是让消费者感到及时的满足和快乐。

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提到：“未来经济将是一种体验经济，未来的生产者将是制造体验的人”。

“赛博判官”的出现也确实营造了一种快乐经济，在帮助双方维持公道的同时，那些无厘头的买家与卖家间较量，出现的“狗血”剧情、创意对话、梗图，以及在做出判决后所获得的胜利，都会最终转化成一种快乐的体验感，大大增加了平台用户的使用基数和粘性。

值得一提的是，有数据显示，外卖判官每月处理的争议申诉超过9万件，每月有约5万家外卖商家申诉成功，免除了不合理差评的影响。

也就是说，每多一个人当“赛博判官”，可能就少一个消费者/商家被冤。

你有过当“赛博判官”的体验吗？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参考文献

[1]Decety, J., and Wheatley, T. 2015. The Moral Brain: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Cambridge: MIT Press.

[2]Decety, J., & Yoder, K. J. (2016). Empathy and motivation for justice: Cognitive empathy and concern, but not emotional empathy, predict sensitivity to injustice for others. Social neuroscience, 11(1), 1–14. https://doi.org/10.1080/17470919.2015.1029593

[3]Tomasello, M., and Vaish, A. 2013. Origins of human cooperation and morality. Annu. Rev. Psychol. 64:231–55. doi: 10.1146/annurev-psych-113011-143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