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影里的“小黄人”，成为现实中的工具人

这个收入水平，在当下的经济环境看起来还是极具吸引力。然而，美团骑手在接受采访时，连连叫苦，甚至表示入不敷出；有些美团骑手表示，压榨过度年后将不再涉足这个行业。

工资增幅远不及营收

何谓高频骑手？按照美团的说法，高频骑手指当月接单在22天及以上、日均接单时长在6小时及以上的骑手。骑手分为众包骑手与乐跑骑手，前者可以兼职，后者必须专职，两者收入有差别。

按照美团对城市级别、骑手参与程度的区分，骑手每月这个收入是个什么水平呢？

以各地平均收入为参照系，高频骑手的平均收入，略高于当地的居民平均收入。从收入增长情况看，相较今年6月份，高线城市骑手的平均收入基本持平，低线城市骑手的平均收入则有显著增长。三季度，三四五线城市高频乐跑骑手的月均收入为7803元，较6月份环比增长8.42%；高频普通众包骑手的月均收入为5720元，较6月份环比增长2.86%。

美团主动晒数据，自然是要扭转品牌形象，打造高薪的大厂形象。然而，对收入的增长，骑手满意吗，骑手会认同付出与收获比吗？

2024年艾媒咨询发布的《外卖行业发展趋势报告》，超过50%的外卖骑手表示，他们的月收入已经无法覆盖生活开销，扣除交通费用和平台抽成后，实际收入逐年缩水，甚至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

相形之下，美团的日子却是日渐丰盈。2024年美团第三季度的营收达到了9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4%。这一数据表明，美团在本地商业领域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此外，美团的核心本地商业业务也实现了稳步发展，营收达到694亿元，同比增长20.2%。即时配送订单量也显著增长，达到了71亿笔，同比增长14.5%。这些增长数据反映了美团在本地生活服务市场的领先地位和持续扩大的市场份额。

平台是暴发式增长，骑手的收入增长还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

跑在路上的骑手无暇抗议

在媒体关注以及频频发生的外卖骑手事故中，社会开始关注外卖骑手这一群体。2020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新闻报道刊出，一时间引起了公众对资本的讨伐，学者孙萍的《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由此正式闯入公众视野。

然而，距离报道已经过去4年，但是报道所揭示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算法当中，许多骑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不得不长时间工作，日均工作时间远超法定标准工时。部分骑手甚至每天在线时长达到14个小时，极端者如2024年9月5日杭州外卖单王猝死事件，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6小时。

平台不断压缩送单时间，骑手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配送，不得不超速或者逆行，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同时，极端天气对骑手，更是过度透支了健康。

与身体的痛楚相比，收入不稳定带来的压力，显然是骑手另一座载不起的大山。

数据压迫随影附形。骑手超速、逆行不断堆积起的数据，让平台得以形成更严苛的配送时间要求。而这或将成为压倒骆驼的不可承担的最后一根稻草。

缺乏社会保障也是很多骑手的心头之痛。因为劳动关系定位模糊，社保、工伤赔偿等方面的缺失，造成许多骑手的权益保障无法落实。虽然从2022年7月1日起，人社部等部门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职业伤害保障按单缴费、保费由平台承担，突破了以往新就业形态不具备劳动关系、无法缴纳社保的困境。但是，更多的外卖骑手，不在试点范围之内。

时刻都是跑在路上的骑手，他们甚至没有时间来弄明白自己拥有的权益，当然也不存在与家人一起吃一顿饭的闲暇。

恰恰是他们，保障了公众主流的生活程式，但骑手自己及家人却脱离了保障范围。

截至2023年，光美团就高达745万骑手。这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他们背后是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家庭。

跑在路上的他们，甚至无暇抗议。

能跑出一条出路吗

严苛的考核机制，超时、差评、取消订单等处罚措施，对骑手造成经济与心理上的双重压迫。

配送单价下降，同时要求更快送达、更高服务质量的矛盾，最终承受这一切的还是骑手。

除此以外，算法“优化”下的徒劳挣扎也令人侧目。平台利用算法进行订单分配、路径规划，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都是以牺牲骑手的利益为前提的。

被美团高调宣示的骑手薪资背后，是一众骑手及骑手家庭生活品质的急剧下降。他们无暇陪伴家人，无法辅导孩子的学习，没办法见证他们的成长过程，他们甚至无法照顾生病的家人。

在算法之外，在平台看不到阴影处，还有骑手的心理健康问题。长期高压工作环境下，骑手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从全国各地现实来看，外卖骑手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底层劳动者”，遭受着职业歧视。缺失的社会认同感使得骑手感到孤独和无助，不仅损害了骑手的自尊心，也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矛盾。

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使得外卖骑手这个职业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传统观念认为从事外卖行业是低人一等的工作；另一方面，现代观念则强调劳动的尊严和价值。这就造成了骑手内心的割裂，以及社会舆论场上的混淆。

跑出骑手的出路，要从哪里着手呢？骑手迷惘，社会也是众说纷坛。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当世界总是由那么一两家平台统领，总容易形成垄断性的联盟。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光骑手就高达1300万。这些人都是属于我们宣传口中的新型劳动者，也是社保系统所称的灵活用工。无疑，灵活用工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用工选择，降低了用工成本。

要保护这些新型劳动者，除了呼吁平台承担社会责任，进一步优化考核机制，提高配送单价，将骑手纳入合理的社会保险体系之外，还要立法破除垄断，明确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新型劳动者的法律地位，保障其基本权益。

也有专家呼吁弱化平台，引导消费者回归线下实体消费。这样，可以创造更为丰富的消费空间，创造更大的消费增量。

当然，我们深知，倡导易，落实难。当平台成长为巨无霸时，政策有可能为其所影响的。届时，钱总是流向不缺钱的平台，苦总是流向能吃苦的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