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禁玩手机，催生地下市场

这段经历，让刘维颇为震撼。日常教学中，他经常跟自己的学生交流，理解电子产品给学生带来的影响，但他没想到，越是严管，手机需求越是强烈，甚至转至“地下”。

外界对类似现象的担忧，显而易见。不久前举行的全国两会，多个提案与手机相关。全国人大代表姚明提议，设立“熄屏24小时”行动，让孩子去体验真实的世界；政协委员洪明基发布视频，希望国家立法，严禁家长给15岁以下的孩子购买和使用智能手机。

该不该禁止孩子用手机？这个争论了十多年的话题，经常热度高涨，却总是不了了之。最近两年，国外也就儿童、青少年的手机和社交媒体禁用法案，展开过激烈辩论。法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都已经全面实施。

多年来，政府、机构、学校、家长和其他人都认为，儿童使用智能手机与欺凌、自杀倾向、焦虑和学习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有关。但所谓的“沉迷手机”现象之下，有哪些困境是我们还没看到的？

手机，中小学生的“社交货币”

秦芹是一名公立学校的初中老师，她告诉南风窗，日常怎样管理学生使用手机，确实是一个问题。

平时，她所在的学校明令禁止学生带各种电子产品，“工作日不可以玩，只有周末可以”。但是，具体的执行情况，还是看学生的自觉性，以及家长的监督程度。

学校以外，学生的自由度变高了。秦芹知道，学生们使用最多的场景还是刷短视频和玩游戏，有家长跟她反馈，孩子在家里非常“嚣张”，经常会因为手机和父母发脾气，抢手机。即使是班里成绩较好的学生，其家长也会吐槽，学生在家里不够自觉，手机诱惑太大，导致学习松散。

《欢乐家长群》剧照

学生在学校违规用手机，她往往会选择先没收，然后和家长商量怎么处理，“还是以耐心沟通为主，手机一般会放到学期结束才归还”。如果是住宿生，则要停宿两个星期作为处罚。

秦芹表示，自己所带的班级不是重点班，学生的成绩和学习习惯相对没那么好，所以手机的管理也难。而且，现在的学生更脆弱了，“老师也不敢硬着来，要察言观色。”

社会新闻里，手机引发的冲突和矛盾并不少见。

2024年，在江西上饶万年县一中学，七名初中生带手机去学校被发现，他们排队站在讲台上，当着同学的面，将手机扔进水桶。

极端案例里的冲突，背后是复杂的现实因素。

首先，手机使用的低龄化，已经是突出的社会现象。

早在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青少年蓝皮书》就显示，10岁以下儿童的触网比例达到72%，八年前，这个比例为56%。蓝皮书还显示，超过64%的小学生拥有自己的手机。结合近年各机构的报告，这个趋势只增不减。

其次，由此衍生出的手机生态，已经是学生流行文化里的一部分。

刘维发现，即使孩子们平时不会带手机上学，但他们聊到的话题都跟视频、游戏相关。

下课后，他经常看到一群孩子凑在一起，大家聊得最多的是“你玩什么游戏”和“你有没有刷到什么有趣的视频”，这些内容，几乎是孩子们的共同话题。

除此以外，小学生们会以手机里的游戏人物为原型，创造和改编成课间活动的新游戏，而网络上流行的某些段子和口头禅，也会很快在学生们之间流行，成了他们的“社交货币”。

“游戏社交”“手机社交”渐渐成了中小学生建立友谊的方式，但矛盾的是，特定教学场景，却不得不借助手机完成。

秦芹表示，她所在的地区进行了中考改革，其中英语科目的听说部分分量加重，且占比较大，日常训练需要在特定的APP上完成。每周末，老师都会布置一定的训练试题，她知道，其实大部分学生都会用手机来完成试题。

客观上，学生的作业离不开手机的辅助。

所以，不少一线教师的选择是，一方面，帮助管理学生们在校期间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班会课等活动告知他们，手机会带来诈骗陷阱以及网络霸凌，让他们学会防范。

只是，在教学管理以外，老师们还在学生身上看到更深层次的隐忧。

使用手机，

以及背后的自由时间

刘维对学生的手机问题并没有那么悲观。他反而理解孩子们的选择，因为“这是少数他们能自由喘息的时间”。

刘维是一名沿海地区的小学老师，同时担任班主任工作，其所在的学校是主城区的核心学校。学校里，很多孩子基本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学习资源丰富，家庭条件不错，父母也愿意为教育投入。但是，孩子面临的学习压力很大。

他向南风窗描述了小学生一天的常规作息：“早上6:30要起床了，吃完早饭到学校大概7:50，这一段上学的路程往往很赶，大人行色匆匆赶上班，孩子们步履不停，到了学校以后，紧锣密鼓的一天就展开了。”

《小别离》剧照

课间的10分钟时间，原本能让学生简单休息，但为了减少安全隐患，现在学生下课后的活动范围和时间都很少，如果下一堂课的老师提前到达教室，学生们除了“厕所社交”，跟同学讲话的时间也没几分钟。

等到他们放学，仍然没有自主活动的空间。他们要么被送到托管机构里接着上培训班，或回家继续辅导作业。

刘维感慨道，“这一天的学习下来，孩子的安排很满很满，几乎生活在全方位的监管之下，这么紧张的状态里，孩子能社交的场所不多。”

他发现，越是严格管控孩子用手机，他们的好奇心越重，反而会以别的方式，弥补自由社交的需求。

“问题的重点是，孩子没有太多喘息的空间。”刘维认为，与其说担心孩子过度使用手机，不如说，现实情况里，他们连使用手机的时间都没有。

《小舍得》剧照

压力是多维度的。刘维举例说，他所在的小学实行的是“五四学制”，也就是五年小学和四年初中的义务教育。“不过，在全国范围内，鲜少有五四学制的统一教材”，他所在的学校，沿用的还是六三学制的教材。也就是说，原本六年学完的知识，压缩了一年的时间，“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讲，肯定是在赶进度的。”

而不少小学生的课外培训班，包括奥数班以及特长培训。刘维直言，这源于他所在区域的高考、中考竞争激烈，顶尖高中往往是在初二、甚至初一时完成部分学生的筛选，“最优秀的孩子在初一就被抓走了”。在这样的筛选压力下，即使还在小学阶段，“难免导致教得难、教得快的情况出现”。

层层传导的考试压力，让一名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过上了相对高压的生活，而以前“粗生粗养”的养育方式也渐渐被家长们淘汰。

《学区房72小时》剧照

“有时候老师其实也会给孩子带来压力”，刘维直言，“坦白来讲，老师现在算是一项高危的职业，在引导孩子的过程中会着急，批评过度，引发了孩子的情绪，我们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例子，这是很难忽视的因素。”

他还提到，随着学生的成长，同伴关系渐渐取代了亲子关系，同学之间闹得不愉快了，甚至有被排挤的情况出现，“这一类社交问题带来的情绪很难宣泄出去。”

在手机上，很多孩子会选择在网上记录自己的情绪，而当他们正常的社交需求没有被满足时，电子产品往往成为了代偿的工具。

“不是孩子的错”

一块电子屏幕，不仅满足了孩子轻松休闲的需求，在某些特定的地区和场所，还给了他们扭转世界的社交意义。

2018年，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涛带领的课题组在四川进行了一项田野调查，他们想了解网络游戏为什么会在乡村儿童间风靡。

在这项田野调查里，李涛观察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具体来说，游戏赋予了“差学生”看待成绩好坏的新视角。

他们所调研的班级里，老师按照学习成绩进行了座位的排序，希望以中间带动两边的同学提升成绩，其中，中间是成绩较好的学生、两边是成绩较差的学生。

《小欢喜》剧照

但是，在“差学生”看来，事情不是这样的。其中一名爱打游戏的同学告诉他们：“我们周一到周五的工作就是研究游戏战术，处于蛰伏状态，到周末才开始真正的工作（学习）；他们（好学生）从周一到周五都在工作（学习），周末则蛰伏（游戏）。”

令李涛惊讶的是，网络游戏改变了这些所谓的“差学生”对学校生活的理解。在他们的视角里，好学生不会打游戏，不得不好好学习，而周末才是自己开展主业的时候。

“我没想到游戏还存在这么一个构建符号世界的功能，几乎是重构了一套话语体系，而且它在小孩的世界里还那么受到认同。”

网络和现实世界变得密不可分，也让幼小的孩子不再理会成人世界里的规则，“自洽”地适应着乡村生活里的严肃与孤独。

网络游戏也挑战了老师的权威。李涛在调研中总结道，“网络化生存”挑战了以往的“知识权威”和“关系权威”。网络是孩子和老师一起共同膜拜的权威对象，他们发现曾经的知识权威——老师不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

《山花烂漫时》剧照

在他看来，这种看似扭转的教学秩序，是技术带来的社会形态改变。以前，知识是通过前辈向后辈进行传递——在社会学里，这被称为“前喻文化时期”。但现在知识不再由老师进行阐释，“老师刚讲完一处知识，孩子们就会说，我最近在手机上看过了，这是过时、被淘汰了的。”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称之为后喻文化，也就是说，年轻人掌握了文化主导权，他们创造新词汇、新知识，反向地把经验传导到前辈身上。“你看现在的后喻社会，孩子比老师还提前掌握一些新消息，这已经是日常教学的常态了”，李涛向南风窗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调研完成后，李涛也尝试打开了孩子们玩的那款游戏界面，他也被吸引进去， “那几个月，什么事都不想干，就想玩游戏。”

这一次调研让李涛有了新的感悟，他认为沉迷网游并不是孩子的错。“游戏工业是现代工业里的一部分，（游戏公司）重金聘请了大量专家、人才设计机制，有种种吸引人的情节，如果你想轻易退出，不可能，那是违背常识的。”

《熊爸熊孩子》剧照

而智能手机则同理，李涛认为，现有的教育制度建立在工业社会的根基上，如今社会在转型，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教育制度也应该变化，仅仅呼吁远离手机、禁用手机，并不实际。

李涛认为，“单纯苛责手机好还是坏，我认为没有意义。”“你看现在那么多新需求涌现，手机厂商完全可以推出符合年龄特征的手机，譬如小学手机、初中手机等等，让先进的技术帮助实现学习的个性化。”

焦虑的世代

在南风窗记者的采访中，数位受访者都提及了“家庭因素”的关键性：“如果一个家庭里，家长天天盯着手机看，孩子很难不模仿。”

刘维告诉南风窗，在他看来，“家长如果不改变，老师做得再多，作用都很微小。有些家长可能碍于面子，觉得老师说的是对的，实际上回到家里面，还是按照原来的思维系统操作，你没办法给他重装系统。”

他并不否认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譬如那些“烂梗”“电摇”等等的流行文化，在孩子群体里相当流行。不过从实际出发，“很多沉迷手机的新闻主要集中在寒暑假期间，这些属于少数案例，不算是常态，会给外界带来错误的判断。”

平时的教学中，刘维经常跟家长沟通手机问题，开展过好几次的直播课程。这些课的反馈不错，最重要的一点是更新了家长的观念，“很多家长会有困惑，他们也觉得手机是个坏东西，但是互联网时代到来了，手机是把双刃剑，他们的观念也更新了。”

《欢乐家长群》剧照

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更加与时俱进，也更加敏感。这让家长在跟自家孩子沟通、相处的过程中，双方都有着很多困惑。

譬如，刘维提到，现在的小孩子经常处于一种“抽象的环境里”，他们对网络上的热点了解颇多，但是距离具体的生活很远，“就像之前的热搜，‘现在有的孩子居然不认识人民币了’”。有时候，孩子们会把自己的网络口头禅运用到语文课的写作里，比如“yyds”这种，他们分不清正式用语和网络词汇的区别。

2024年底，纽约大学教授乔纳森·海特撰写的《失控的焦虑世代》出版，讨论了被手机喂养长大的一代，是如何面临他们心理上的各种问题的。

其中，乔纳森重点提及，社交媒体给Z世代（1995年以后出生的一代）带来了“童年的大重塑”：女孩看到算法推动的完美形象时，误以为这是现实世界的标准，加剧了自身的身体羞耻感和焦虑，男孩则容易被社交媒体扭曲对亲密关系的认知，“被训练成无法爱人、无法专注的个体”。

对于低龄的中小学生而言，社交媒体的普遍传播，某种意义上，会让他们以为“点赞”“分享”就是互动的唯一形式，会把网络经验理解成真实世界，从而缺乏了真实的触觉。

在网络上，“该不该给孩子配手机”“怎么和孩子沟通手机问题”“该收手机吗”等等问题也见诸社交平台，焦虑的家长们面临着和孩子的代沟。

仅讨论“禁”与“不禁”手机，似乎无法触达问题的根本。这背后是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现代数码工业、游戏工业、社交媒体文化、家庭因素、高考压力、师生关系都与此紧密相连，甚至更远的，还联结到整个教育系统的更新与梳理上。

在刚担任教师之初，刘维也曾经认为手机是“洪水猛兽”，而当他在一线工作时间越长，跟学生的交流越多，他其实越发理解到，“其实我们没办法阻止他们接触网络，但我感觉还是要相信我们的孩子，他们愿意去承受风险，拥抱新的事物。”

（应采访对象要求，秦芹、刘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