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审理里程碑案件：警方能否先用手机定位锁定嫌疑人？

沿着这条数据线索，警方最终锁定了现年 31 岁的 Okello T. Chatrie，并根据其Google“位置记录”绘制出完整行踪轨迹，成为定罪关键证据之一。

目前最高法院争议的焦点，并非警方是否可以使用此类数据——在 Chatrie 案中，政府确实申请并获得了搜索令——而是这种以地理围栏为基础、先圈定区域再筛选设备的搜索方式，是否符合第四修正案对于“合理搜查”和“特定性”的要求。在手机不断向Google地图等服务发送位置数据的今天，这类搜查所触及的信息量远超传统概念下的“单一嫌疑人记录”。

Chatrie 的代理律师 Adam G. Unikowsky 在书面意见与法庭辩论中指出，地理围栏令本质上类似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试图禁止的“概括性搜查令”，因为它允许政府“先大范围搜查，之后再形成嫌疑”。他强调，个人位置历史属于存放在受密码保护账户中的私人数据，用户把这些信息交给Google并不等同于同意将其交给警方。

在庭审现场，多名大法官的提问打破了惯常的意识形态分野。尼尔·戈萨奇与索尼娅·索托马约尔质问政府律师：用来为地理围栏令辩护的法律逻辑，是否同样会为大规模获取云端邮件、照片或文档打开缺口。萨缪尔·阿利托和布雷特·卡瓦诺等则更关注裁决对警方办案实务的影响，卡瓦诺要求辩方解释，为何本案侦探在Google平台上采取的步骤算是“糟糕的警务工作”，他反而认为这种操作“值得肯定”。

美国司法部代表、来自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律师则辩称，Chatrie 主动将位置数据分享给Google，这与公众把财务记录交给银行或把通话记录交给电话公司并无二致。他们还指出，监控录像显示，Chatrie 在抢劫时携带并使用了自己的手机，这是其自愿行为的一部分。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质询中对双方观点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共鸣。在与辩方律师的交锋中，他曾表示，用户完全可以通过关闭跟踪功能来自行规避风险——“如果你不希望政府获得你的位置记录，只要把它关掉就行，这有什么问题？”但他随后又追问政府一方：如果警方可以利用这套机制锁定特定教堂、特定政治组织在某一时段内所有到访人群，会不会演变成对公民自由的系统性威胁。

技术层面上，本案所依托的是Google曾经使用的“位置记录”架构。在这种设计下，只要用户选择开启，该服务就会每隔大约两分钟收集一次坐标，将长期轨迹存放在云端，从而为地理围栏令提供了可能：警方先在地图上划定一块虚拟边界和时间区间，由Google据此检索数据库，先给出匿名设备编号，再经过多轮“缩圈”，逐步披露更具体的设备信息。

下级法院对这种搜查方式的看法并不一致。在 Chatrie 的一审中，一名联邦法官认定，该地理围栏令违反了第四修正案关于合理怀疑与特定性的要求，但基于“善意例外”原则，仍然准许相关证据在审判中使用，理由是涉案警官在当时合理依赖既有法律框架行事。随后，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个合议庭以不同理由维持了搜查结果，认为 Chatrie 对自己与Google分享的两小时位置记录并不享有“合理隐私期待”，而全院复审时则以 7 比 7 出现僵局，其定罪因此被维持。

最高法院上一次明确审理手机定位数据问题是在 2018 年的 “Carpenter 诉美国”案中。当时法院裁定，警方通常需要持有搜查令才能获取历史基站定位记录，并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数据由第三方公司持有本身，并不足以剥夺其受到宪法保护的地位。此后，法院还曾对警方在无令情况下使用 GPS 跟踪、以及对个人手机进行搜查设定更严格限制。

在本周一的口头辩论中，多名大法官暗示，利用地理围栏访问位置历史，很可能应被划入 Carpenter 判决所界定的“须持令搜查”一侧，并且法院有责任明确相关搜查令必须遵守的范围与边界。与此同时，围绕地理围栏数据的技术环境也在迅速演变：Google表示，已在去年停止回应地理围栏令，因为其调整了存储模式，将位置记录从集中式服务器迁移回用户本地设备，声称自己不再掌握过去那种可被“一网打尽”的聚合位置库。

但即便Google退场，执法机构并未放弃类似工具，而是将目光投向其他大型科技公司。报道指出，警方已经开始向苹果、Lyft、Snapchat、Uber、微软和雅虎等平台提出类似请求，同时在重大案件中继续依赖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和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家族谱系比对等数据工具。任何关于地理围栏令的全国性规则，一旦由最高法院作出，都几乎肯定会外溢到其它位置感知应用和云服务，影响未来公民每天携带手机在现实世界中的“可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