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硬科幻电影时代还有多远？

说到底，科幻小说和科幻大片有助于吸引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进而支持科技事业发展，但其本身不承担科普功能。

▲《流浪地球》海报。

文 | 郑永春

《流浪地球》叫好又叫座，无论是对科学文化传播还是未来科技发展，都是好事。早在2015年，我写电影《火星救援》的科学解读时，就强烈呼吁重视培育中国的科幻电影。当时，我有感于《地心引力》《星际穿越》《火星救援》等科幻大片接踵登陆中国市场，票房口碑双丰收。四年之后，看到《流浪地球》惊艳登场，我颇为欣慰。

因为科幻片上映后，传播面非常广泛，具有全民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更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软实力，会带动一个国家制度和民族共同价值观的输出。

中国人在科幻片中“搏击太空”并不违和

很多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基调都是世界末日，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美国英雄出手才拯救人类脱离危机。在此类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下，对美国文化的认可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向心力。而《流浪地球》向全球观众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当人类面临危机时，是“国产英雄”通过中国人的方式站了出来。

但面对《流浪地球》的火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硬科幻片作为商业影片，电影的制作和宣传发行首先是商业行为，没有必要将之上纲上线，划分政治立场。迎合观众，创造悬念，吸引购票，乃至接下来的IP深度挖掘，开发文创周边，都是电影热映后可以预见的行为。

长期以来，国内对硬科幻的开拓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观众还不具备鉴赏力，有人认为市场还不够成熟，也有人认为制作流程和技术上还不具备。《流浪地球》的火爆，用事实回应了这些质疑，使得中国人搏击太空、拯救人类的行为不再具有违和感，中国人穿上宇航服也一样会有太空英雄的架势。

国内科幻创作队伍还很弱小

三年前参加的一次活动，让我这个电影业的门外汉开始直接地感受到，电影不是像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那样，只是一种艺术创作。商业大片的制作和拍摄更是一种工业，且是高度专业化、高度精细化的重工业集群。而中国电影整体上还处在从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时代转型的阶段，在不少环节上还存在明显短板。

硬科幻电影的投资规模很大，资金需求往往上亿甚至十几个亿，而且是一种风险投资，能否卖座还很难说。硬科幻电影投融资模式还有待探索。《流浪地球》的拍摄历经四年时间，其中一度面临投资方退出、资金短缺等困境，是主演自掏腰包6000万才使之得以起死回生。而下一次，面对其他科幻题材时，这种投融资方式还能继续有效吗？

科幻大片的前提是优秀的科幻小说，目前国内科幻创作的队伍还十分弱小，甚至还没有以写作为生的职业科幻作家。具有全民知名度和具有市场号召力的科幻作家，更是屈指可数。刘慈欣挟雨果奖的余威，已经成就了中国科幻界的第一IP。一部《三体》的图书码洋，数倍于其他所有国内科幻小说的码洋总和。

硬科幻电影的特效制作，既要有宏大的想象力，又要有细腻的真实性。在《流浪地球》中，利用木星引力让地球加速，利用行星发动机进行重核聚变，建设规模宏大的地下城市，冰封后的城市，这些宏大且让人震撼的场景，都是后期特效制作出来的。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既要有对艺术深刻的鉴赏力，又要有坚实的理工科背景，在这方面，我们与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就拿社会上对科技人才的理解来说，就通常有些狭隘，以为科技人才只是科技行业的研发人才，但其实还包括科学传播、科普、科学与艺术、科学与教育等领域的人才。

硬科幻电影制作也需要全流程保障机制

近年来上映的美国科幻大片和《生活大爆炸》等电视剧中，都不难看出其中浓重的科学文化氛围。这背后其实是源于一种制度设计，它着眼的是利用电视电影强大的传播力来进行科学文化传播。

这种方法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方面是建立电影和电视作品的科学性审查机制，这并非不允许“大胆想象”，而是尽力避免伪科学的传播；另一方面，在硬科幻电影的编剧、导演、道具制作等环节，要建立科学家、工程师、科普专家参与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机制。比如，宇航员在太空中飞行时打开舷窗，应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星空，就需要天文学家和航天工程师的专业意见。

美国科学院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对接机制，当导演、编剧等电影制作方需要对某个专业问题进行咨询的时候，可以找到相应的专家进行把关，提供咨询意见。

《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基普·索恩，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他所在的大学为他参与电影拍摄提供学术休假和职位保障，这样做的目的，既确保了电影的科普功能，也有助于彰显大学对社会的贡献，提升大学的声望，就是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

《流浪地球》让我们迈出了中国原创硬科幻电影的重要一步，今后我们还将面对《三体》等更高难度的拍摄体裁，建立硬科幻电影制作的全流程保障机制，显然已箭在弦上。

□郑永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