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正成为全球主要宗教中少有的“逆向增长者”。皮尤研究中心根据2010年至2020年的估算显示，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大宗教普遍扩张的同时，佛教徒人数却在减少，而这一趋势的重灾区主要集中在东亚，尤其是日本和韩国。

目前全球多数佛教徒仍分布在亚洲，且九成以上集中在十个国家之内，但在东亚社会内部，佛教已明显呈现代际式“褪色”：许多在佛教家庭中长大的人，成年后不再自认佛教徒，而是转向“无宗教”——自称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或“没有特别信仰”。

皮尤的调查显示，在日本，约四成自幼在佛教氛围中长大的人，如今不再认同佛教；在韩国，这一比例约为42%。为理解人们为何离开佛教，研究团队于2024年10月在东京与首尔，对多名成长于佛教家庭的日本与韩国成年人进行深度访谈，既包括仍维持部分佛教实践但明显弱于父母辈、祖父母辈的，也包括童年与佛教联系本就较为松散、如今几乎不再考虑宗教问题的一代。

在世代交替中，“相信科学而非看不见的东西”，成为不少年轻人淡出宗教的共通理由。首尔一名大学女生回忆，祖父母虔诚信奉佛教，父母信仰则相对淡化，而到了她这一代，宗教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失去存在感。调查数据同样显示，在日本和韩国，自认佛教徒的比例在年轻群体中显著低于老年人，而佛教在两国总人口中的占比正在缩减，与此同时，无宗教人群的比例持续上升。对许多人而言，这种“脱宗教化”并非剧烈决裂，而是一种随着离家、迁往大城市、与传统家庭生活拉开距离而逐渐发生的“漂移”。

个人经历中的“渐行渐远”具体而细微。在东京，一位酒吧店主回忆自己出身北海道渔民家庭，祖辈几代都在寺院做义工，童年时他也会随家人一起参与供奉、募捐与维护寺院。然而自从十五岁离家到大城市生活后，他很少再参与宗教活动，原本由家族承担的寺院责任，也逐渐只剩父母在坚持。这种迁徙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从寺院到家庭祭坛的宗教实践，在现实压力下被放到次要位置乃至被抛诸脑后。

时间紧张是受访者们频繁提及的另一层原因。与强调定期礼拜、聚会的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不同，佛教并不要求每周到寺院参拜，但节庆、法会与寺庙参访一直是东亚传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韩国，一位来自小镇的退休店主回忆，童年时常跟随家人参与佛教仪式和庆典，然而当她在首尔拼命工作、抚养子女时，带孩子去寺庙的记忆几乎不存在——孩子要专心学习，她自己也无暇分身，宗教教育便在日常忙碌中“自然缺席”。皮尤的2023年调查显示，在日本与韩国，年轻人比老年人明显更少前往寺院或宝塔，也更少向佛祈祷，这表明宗教参与正沿代际呈下滑趋势。

即便在仍有宗教象征的家庭中，传统实践的“物理载体”也在悄然变化。日本许多佛教家庭传统上会供奉家用佛坛（佛坛、佛龛），其中摆放佛像、菩萨像以及纪念亡者的照片或牌位，家人则通过点香、点灯、供奉食物与鲜花等日常仪式来维系与先祖、与佛法的连接。东京一位图书编辑解释说，母亲过世后，父亲承担起维持佛坛的责任，但他并不打算在自己这一代完整接手这套仪式，而是考虑在未来将佛坛“简化”甚至“数字化”，以减少照料所需的时间成本。这种从实体祭坛走向简约象征的趋势，折射出传统仪式在现代生活节奏中的新定位。

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样削弱了宗教与日常生活的绑定。一位东京餐馆经营者指出，如今日本家庭普遍规模缩小，子女数量减少，过去那种在大家庭结构中自然传承的宗教礼俗，正因为亲属间见面机会锐减而逐渐失去延续的土壤。她认为，家族系统的“瓦解”不仅让亲戚往来变得稀薄，也让曾经被视为“日本独特”的家庭宗教传统在都市中加速淡出。

在此基础上，对“宗教”本身的负面印象，进一步拉低了佛教的吸引力。在首尔，一名录音棚技术人员将宗教与迷信及巫教相连，认为父辈所实践的其实是一种“巫术化的佛教”——随身携带护身符、焚烧气味刺鼻的驱邪香、张贴符咒与图像，以抵御不祥或吸引好运。在韩国，佛寺中供奉巫教神灵的现象并不少见，佛教与巫教在祭祖、祈福、驱邪等实践上存在交叠，这在一些年轻人眼中强化了宗教“迷信化”的刻板印象。

在日本，宗教形象则更多被“暴力事件”所塑造。多位受访者提到，对宗教的早期记忆深受奥姆真理教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的影响——这一新兴宗教运动自称汲取包括佛教在内的多种宗教元素，却以极端暴力震惊社会。一名东京电视台记者表示，在成长过程中，奥姆真理教被视为“典型邪教”，也让他对“打着佛教旗号的宗教团体”产生长期的不信任感。

然而，即便自认“不再是佛教徒”，许多东亚民众并未与佛教文化彻底割裂。皮尤的调查显示，在日本，大约三分之一的无宗教人士表示自己对佛教方式仍有亲近感，在韩国这一比例约为四成。东京的这名电视记者坦言，虽然他不相信天堂、地狱或业力因果，但成年后开始重新思考转世观念：他并不是因宗教教义而信，而是在自我对话中追问“人死后究竟会怎样”，并将转世视为一种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可能性。这种在理性怀疑与存在性追问之间摇摆的态度，使佛教在心理与文化层面继续发挥微妙影响。

在日常生活层面，许多人对佛教场域的依恋更多体现在氛围而非信仰上。那位来自北海道的东京酒吧店主偶尔仍会造访附近古寺，只因喜欢那种“安静空气与平和感觉”，而非出于祈祷需要；遇到佛教或神道祭典，他也会购买御守，作为赠送友人的小礼物。在首尔，那位已不再自认佛教徒的退休店主则表示，自己在内心祈祷时仍下意识地使用佛教式的语言与想象，“小时候习得的东西似乎一直留在心里”。

整体来看，佛教在东亚的影响力正在从制度化宗教身份和稳定仪式实践，转向更模糊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认同。一方面，人口结构变迁、城市生活节奏加快、教育与科学话语的扩张，以及对宗教的负面社会联想，共同推动佛教的组织性与代际传承走弱；另一方面，即便在“无宗教”迅速壮大的日本与韩国，佛教依然以祭祀、仪式符号、人生哲学乃至审美感受的方式，潜伏在许多人的日常经验与内心叙事之中。皮尤研究中心的相关调查与访谈显示，佛教在东亚并非简单“消失”，而是从一套可见、可计量的宗教制度，部分转化为更隐形、更个体化的精神与文化资源，这也勾勒出未来东亚宗教景观中，制度宗教衰退与文化宗教残留并存的复杂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