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里，每年都有两到三个此前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现的新病毒被识别出来，这一数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体保持稳定，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会演变成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一些新病毒在医学文献中只留下零星记录，随后就悄然消失被遗忘，而另一些则像1983年发现的HIV-1和2020年发现的SARS-CoV-2那样，预示着艾滋病和新冠疫情的到来，并已夺走数千万人的生命。
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团队正在尝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当科学家在患者身上发现一种罕见或未知病毒时，如何判断它是否可能发展成类似艾滋病或新冠规模的全球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他们借鉴病毒演化和流行病学历史经验，对已知人类可感染的RNA病毒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构建了一份“高风险病毒目录”，试图在新病原体出现之前就勾勒出下一场大流行的轮廓。
近期大型大流行的主角多为RNA病毒，它们的遗传物质以RNA而非更常见的DNA形式存在。迄今已被识别的RNA病毒物种多达数千种，潜在总数甚至可能达到数百万，但其中只有239种能够感染人类。研究团队发布的数据库对这239种人类可感染RNA病毒进行了整理，评估疾病类型、严重程度以及传播方式等关键要素。他们指出，如果一种病毒无法在人体之间持续传播，即便能引起严重疾病，也难以掀起全球大流行；相反，具备高效人际传播能力的病毒才是真正的潜在威胁。
传播途径是评估风险的核心指标之一。病毒在人类之间的传播可以通过身体接触、吸入含病毒的空气微粒、接触血液或粪便，或由蚊子、蜱虫等媒介昆虫叮咬完成。在这份病毒清单中，约三分之二属于“人畜共患病毒”，即感染主要来自动物，人际间几乎不发生传播，狂犬病就是典型例子。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令人宽慰，然而病毒进化速度很快，科学界长期担心某些人畜共患病毒会获得在人类群体中持续传播的能力，这也是目前全球高度关注禽流感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尚无确证案例表明某种RNA人畜共患病毒已经完成从“只在动物向人传播”到“在人群中高效传播”的转变，狂犬病虽然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导致数以万计的病例，却仍停留在动物传人阶段。
真正的巨大威胁来自那些已经具备人际传播能力的病毒。这类病毒一旦在传播效率、免疫逃逸能力或环境适应性方面进一步增强，就可能像一系列新冠变异株那样，使疫情扩散速度持续提升。研究指出，这些病毒往往最初就以可在人类之间传播的形式从动物跳入人群，历史上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等疾病，以及多种引发普通感冒和胃肠道感染的病毒都被认为源于类似的跨物种事件。
还有一类病毒值得警惕，它们已经能够在人群内部传播，但目前只引发局部暴发，原因在于其基本再生数（R值）偏低。所谓R值，是指一个感染者平均可传染给多少人，如果这一数值不足以维持持续传播，感染链条就会自然终止。然而，R值并非固定不变，当病毒从偏远乡村进入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时，传播机会骤增，R值可能随之显著上升。2014年西非暴发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疫情就是例证，该病毒从局地传播扩展到城市环境后，造成了规模空前的大范围暴发。
研究团队维护的一份“暴发病毒名单”目前只有几十个名称，却被证明具有较强的公共卫生事件预测能力。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由蚊虫传播的基孔肯雅病毒、寨卡病毒和奥罗波切病毒，以及近年来在多个地区暴发的猴痘（DNA病毒）都曾是这份名单上的早期成员，后来相继引发了重大区域性或跨国疫情。与此同时，一些此前鲜为人知的病毒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公共卫生通报中，例如安第斯汉坦病毒近期在一艘游轮上造成疫情，而邦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正在非洲中部地区传播。
这些数据不仅用于追踪暴发，还被用来推演“下一场大流行病毒”的可能形态——这一假想病原体常被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机构称作“X疾病”。新冠疫情就是这种预警思路的典型案例。早在2019年，研究团队就通过分析指出，高度可传播的病毒往往与一类已知的人际传播病毒亲缘关系密切，但自身却是独立从动物界出现的“新支系”，这一描述与后来出现的SARS-CoV-2高度吻合。新冠病毒在基因上与2003年的SARS病毒非常相似，却被认为是独立（或间接）源自蝙蝠的另一条演化分支。就在前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研发蓝图中曾将“类SARS冠状病毒”列为“X疾病”候选，这也解释了为何科研界在疫情初期即高度警觉——他们几乎是在面对自己预演过的场景。
相比之下，目前造成游轮疫情的安第斯汉坦病毒以及正在传播的邦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在传播特征和宿主范围等方面并不符合“全球性大流行”的典型画像。但研究团队指出，如果未来出现一种在生物学特征上接近麻疹的新型病毒——即具有极高传染性和广泛易感人群——那么就可能引发远甚于新冠的全球紧急状态。这类假想病毒的风险在于，它既拥有与高度传染性病毒相似的结构和传播效率，又可能在免疫逃逸或致病机制上出现新的变异，从而给防控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期安第斯汉坦病毒和邦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暴发再度强化了一个重要教训：这些疫情在被正式识别之前，已经在社区中传播了数周，新冠疫情亦是如此。当病原体在“雷达之外”隐秘扩散，防控系统就会在起步阶段错失关键窗口期，为病毒提供宝贵的先手优势。研究者呼吁，各国应加快新病毒的发现和定性速度，通过更高效的监测网络、实验室检测能力和数据共享机制，尽可能缩短从出现首例异常病例到完成病原体鉴定之间的时间跨度。他们认为，如果能在“新病毒出现后的前7天内完成发现、报告和应对”这一目标，将有望显著削弱下一场大流行的规模与致命性，减少对生命与生计的长远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