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新浪科技
10月7日，在华盛顿马丁·路德·金纪念园、洛杉矶威尔郡大街(Whilshire Avenue)联邦大楼外，大批手持标语的美国民众和退役老兵加入了反战游行的队伍。在英国，近5000名示威民众聚集在特拉法加广场——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也是其中之一。摄影/Rita Leistner  

　　2010年9月，美国摄影记者Teru Kuwayama走进阿富汗南部偏远的赫尔曼德省，用iPhone镜头记录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八舰队第一营士兵的生活，并将这些照片上传到“基地追踪”网站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交媒体平台，包含阿富汗卫星地图、Facebook及Twitter上的帖子、士兵们的语录、访谈和图片等。迄今为止“基地追踪”已帮助近三千名士兵联系到家人。“假设你仅有几百个粉丝，但一个帖子却能被转发五百万次。通过口口相传与分享，让信息的覆盖面大大增加，这正是社交网络的魅力之一。”Teru Kuwayama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说。

　　“现在就结束战争！”“战争不是最后的答案。”……

　　10月7日，在华盛顿马丁·路德·金纪念园、洛杉矶威尔郡大街(Whilshire Avenue)联邦大楼外，大批手持标语的美国民众和退役老兵加入了反战游行的队伍。

　　在英国，近5000名示威民众聚集在特拉法加广场——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也是其中之一。

　　这一天，正好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十周年。2001年10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阿富汗投下第一枚炸弹，标志着“9·11”事件后世界反恐战争开始。近10万美军及英、德、法联军作别家人，陆续奔赴战场，以“清剿塔利班组织”为目标奋战沙场，有些直到今天都未能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

　　从去年9月起，美国摄影记者Teru Kuwayama和多次获得荷赛奖(World Photo Press)的匈牙利摄影记者巴拉兹·甘地(Balazs Gardi)就一直在关注这批奋战在异国他乡、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生活的士兵。他们与另外三名摄影师一同前往阿富汗南部偏远的赫尔曼德省(Helmand)，走进驻扎于此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八舰队第一营 (1/8)士兵的生活，用镜头记录下一批不为外人所知的珍贵影像。

　　他们跟踪报道这些士兵的情况，拍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及营地所在地社区的照片，上传到Facebook等社交网站，并让士兵通过他们与家人进行实时联系。

　　Teru Kuwayama把这一用新媒体进行战地报道的项目称为“基地追踪”，其官网www.basetrack.org综合了阿富汗卫星地图、Facebook及Twitter上的帖子、士兵们的语录、访谈和图片等综合信息，是一个复合型的社交媒体平台。

　　与其他社交平台不同的是，“基地追踪”上所有照片都是摄影师用iPhone 4的拍照软件“Hipstamatic”拍摄的。这一在苹果用户中备受好评的应用软件允许用户对“镜头”、“闪光”和“胶片”等进行数字化编辑，在数字时代为摄影记者提供了另一种报道形式——用智能手机记录现场。

　　在这十年跨度里，反观冗长持久的阿富汗战争与外部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两者间的对比颇值得玩味。十年前，当第一枚炸弹落下的时候，记者和摄影师便云集于喀布尔和托拉博拉(Tora Bora，被称为本·拉登的“最后堡垒”)。那时候，iPhone还没有发明，世人还要再过三年才知道Facebook是什么；十年之后，奥萨马·本·拉登——美国入侵阿富汗曾经的目标——已被击毙，塔利班虽被驱散却依然强大而致命，而我们的世界，几乎快要进入第五代智能手机的时代了。

　　Teru Kuwayama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说，在过去十年里，阿富汗战争已成为“被遗忘的战争”、“漫长的战争”——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而那些仍然奋战在一线的士兵也几乎成了“被遗忘的人”，唯有家人仍然焦急等待他们的音讯。“‘基地追踪’项目帮助这些士兵家属联系上自己的丈夫、儿子或是父亲。把不同地方的人连接在一起，这也是社交网络最本质的作用。”Teru Kuwayama说。

　　《外交政策》如此评论，“这组照片虽然不是对十年战争的全面回顾，但在美国史上时间最长的冲突行将结束之际，这却是能让人引起共鸣的生活片段。”

　　缘起——两次“随军拍摄”

　　Teru Kuwayama与核心成员巴拉兹·甘地相识于2000年的一次“世界新闻课程”培训。第二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同为战地摄影记者的他们在阿富汗东部山区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库纳尔省再次相遇。

　　他们有着共同的任务——拍摄第一批被派往阿富汗的士兵。为了深入士兵的日常生活，他们决定在库伦加尔村庄的一个军营里待上五个星期——这种“随军摄影”的记录方式不久之后也为各地摄影记者广为采用。

　　那时的军队士气饱满，战斗力强，人人心中都怀着必胜的使命和信念。很快，塔利班组织就在联军的进攻下溃散垮台。“阿富汗战争看起来就像一个成功的故事。”Teru Kuwayama记得，自己当时对一位年轻的军官说了这句话。这位军官叫贾斯汀·安塞尔(Justin Ansel)，担任连长，与他手下的100多名士兵一样，这是他第一次被部署到阿富汗。

　　这些士兵从CH-47“支努干”直升机上跳下，被扔在荒芜贫瘠的土地，等待他们的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和未知的命运。Teru Kuwayama和巴拉兹·甘地和他们一起吃喝，聊天，晚上则睡在自己挖的地洞里。当坦克与皮卡相遇时，他们会听到交火的枪声。“你是安全的，除非他们拿枪指着你。”一个士兵对他说。

　　“我觉得那段日子几乎能用‘纯真’来形容。”Teru Kuwayama说，“那时，塔利班是一个遥远并且已经消耗殆尽的组织，阿富汗人民排着队，拿着选票竞相参与第一届全国大选。”

　　然而事情并非向着理想中的方向发展——塔利班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们继续以绑架人质或发动恐怖袭击的方式进行对抗。阿富汗又接二连三地陷入了战争。

　　2010年，正是贾斯汀·安塞尔邀请Teru Kuwayama和巴拉兹·甘地重新“归队”——与驻扎在赫尔曼德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八舰队第一营的近一千名士兵共同生活。这已是安塞尔从军的第七年，昔日的连长变成了少将，而阿富汗的情势比起七年前却毫无进展。

　　不过，Teru Kuwayama和巴拉兹·甘地还是一口答应了他。“当时我正好在想，该怎样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报道。他倒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角度。”Teru Kuwayama说。

　　“我们很好奇作为个体，用一个wordpress博客究竟能把报道、采访、对话、图片和视频做到什么程度。”与他一拍即合的甘地表示，“主流媒体发布的内容经层层审核总会遭到曲解。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把信息送到我们的受众手里。”

　　“Hipstamatic 就像一个数码宝丽来”

　　在阿富汗做“随军摄影师”并不容易。Teru Kuwayama一行5人于去年9月来到赫尔曼德，在之后几个月里，和士兵们一起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

　　那里是沙漠气候，昼夜温差极大，营地条件也十分简陋，饮食单一，卫生设施尤其糟糕。“要知道，我们在到达军营两个星期后才洗了第一次澡。”同行的加拿大女摄影师瑞塔·莱斯特纳(Rita Leistner)忍不住向记者抱怨，那里的环境“又冷、又脏、又无聊”。

　　Teru说，阿富汗有许多地方都美得无与伦比，但那些士兵没那么好的运气——他们驻扎的地方一毛不拔，周围是贫瘠的土丘，风一吹便扬起漫天沙尘。“你能从照片中清晰地看到，有些士兵为了取暖，睡在车里，车身则被一层厚厚的沙尘覆盖；在通讯上，驻扎在首都及一些大城市的士兵能经常连上网络，而那里只有一台卫星电话，士兵们好几个星期才能往家里打一次电话——有时候，他们除了祷告，没有别的办法。”Teru说，“你无法想象这里的生活条件有多差，这一定是地球上你最不想生活的地方之一。”

　　1/8营士兵的主要任务为侦查周边地形，拆卸潜在的简易爆炸装置和地雷、清剿叛军据点，并进行基础设施重建，让阿富汗政府军队接管。白天，摄影师们随军行动，晚上则和他们一起睡在帐篷里。“士兵们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Teru说，“当地阿富汗人分辨不清我们与士兵的区别，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了‘今天是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心理准备。”

　　虽然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艰苦的战地环境对这些摄影记者来说并不陌生——他们分别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加沙等地做过长期战地报道。“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受过非正式的自我军事训练。”Teru笑着说。莱斯特纳从2003年起便长期跟拍伊拉克战争，她告诉记者，加入这个项目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创新。“我以前可不会只带着iPhone上前线。”她说，“这次经历令我大开眼界。它让我意识到，最新的科技——尤其是手机科技——对于新闻行业以及阿富汗这样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比起莱斯特纳，Teru对于iPhone 4更加运用自如。他说，自己以前就很喜欢用Holga和宝丽来拍照。“对我来说，Hipstamatic就像一个数码版的宝丽来。这正是我需要的。”

　　Teru Kuwayama初识摄影是在二十年前。那时他游历印度、尼泊尔，爱上了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异域的东方国度。而当他踏上阿富汗的国土——与其他许多战地摄影师一样，立刻迷上了这个神秘美丽的国度。“我与她一见钟情。任何美景在它面前都不值一提。”

　　连接士兵和家人的“桥梁”

　　“那是我的宝贝儿子！希望你们能多拍些他的照片。”“看到照片上我丈夫微笑的脸，知道他身体健康，真令人高兴。多好的一张照片啊！让我的心都飞了起来。”……在Facebook的“基地追踪”页面，每一张士兵照片下，都能看到他们家人激动而热切的回复。在与亲人分隔两地，苦苦守候的日子里，摄影师们从战场拍到的一张照片、捎来的一句话，都成了家人们日夜的期盼。

　　詹妮弗·格林(Jennifer Green)就是每天守着“基地追踪”网页的士兵家属之一。她住在费城，19岁的儿子凯文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八舰队第一营的一名上等兵(lance corporal)。凯文去年刚从训练营毕业，9月，他正式成为一名美国士兵，作为新鲜血液被派往形势依然严峻的赫尔曼省执行任务。

　　最初，格林也只能盼着儿子一月一度的电话，以及偶尔的网上聊天。但自从有了“基地追踪”，格林总能隔三差五地得知儿子的近况——她对于凯文清剿了多少塔利班不感兴趣，作为母亲，她关心的总是孩子的身体是否健康，一日三餐吃了什么，想不想家。

　　“每天登陆网页一千次都不嫌多。它让我觉得和儿子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詹妮弗·格林在接受采访时说，“比起其他战地报道，这些与他们同吃住的摄影师带来的信息，无疑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也更能反映现场的真实情况。这对我来说就是全世界！”

　　Teru Kuwayama告诉记者，像凯文这样不满20岁的新兵还有很多，在美国，19岁是青年能够入伍当兵的最低年龄。“比起服役多年的老兵，他们虽显稚嫩，但善良纯真，充满憧憬。”

　　凯文在营地有一个和他同名的年龄相仿的好友，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却情同手足。有趣的是，詹妮弗·格林在Facebook上也找到了另一个“凯文”的母亲，并与她成为了好朋友——她们经常互相分享自己看到的讯息，聊自己儿子的近况，交换作为一个母亲的心事和思念。“既然儿子们在前线就像亲兄弟一般，我们士兵家属没有理由不紧紧团结在一起。”格林说。

　　比起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初的士兵家属，像詹妮弗·格林这样的军属是幸运的。十年前，网络还没有普及，也很少有机会往家里打电话。书信来往是最普遍的方式，然而漫长的等待总让焦急的家人备受煎熬。格林的丈夫就在1980年代服过兵役，她说，“那个时候，‘离开’意味着杳无音讯——没有网络，没有电话，也鲜有书信往来。‘基地追踪’的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它赋予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权利。”

　　目前，“基地追踪”已帮助近三千名士兵联系到家人。他们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最多被转发近百万次。“假设你仅有几百个粉丝，但一个帖子却能被转发五百万次。通过口口相传与分享，让信息的覆盖面大大增加，这正是社交网络的魅力之一。”在电话里，Teru Kuwayama激动地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就像一座连接士兵和家属的桥梁，每当看到分隔两地的夫妻、情侣、母子和父女因为‘基地追踪’连接在一起，我都会由衷得感到欣慰，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社交媒体时代的战地报道

　　目前，整个“基地追踪”项目共有20人，除了5位随军摄影师外，还有负责撰写报道、网站建设、动画制作、政治局势分析的成员。Teru Kuwayama全职投入，其余都为兼职参与。

　　这是一个非盈利项目，由“骑士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提供资金——2010年，“基地追踪”在该基金会的年度新闻挑战赛中获胜。Teru对记者坦言，除了为项目成员报销差旅费外，几乎没有给他们任何工资补贴。“我只在乎为大家提供好的报道，有价值的信息。至于资金问题，我并没有花很多心思考虑。我也不知道我是如何熬过来的。我只能说自己一路都很幸运。”他说。

　　虽然辛苦，但Teru觉得这样的运作模式还算较合理。“我不认为应该让大家付钱购买新闻。试想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教育产业上，会发生什么？很难想象，如果剥夺人们看新闻、受教育的权利，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他说，“让人们付钱看娱乐新闻或色情电影，那还说得过去。但新闻报道，尤其是战地新闻中往往充斥着事故和悲剧，人们一定不会付钱看自己不愿看到的事。”

　　事实上，在“基地追踪”项目之前，Teru Kuwayama就已独立创办了一个类似的网站：“光线追踪”(www.lightstalkers.org)。那是他于2003年拍摄伊拉克战争时为汇聚和交换信息所建立的社交媒体——而这一新媒体萌芽甚至出现在Facebook、Myspace等后来广为流行的社交网络之前。

　　尽管当时制作粗糙的“光线追踪”网站已被当下各种形式的社交网站淹没，但Teru Kuwayama的核心理念依然没变——“传统媒体日渐式微，新媒体的时代正在到来。”

　　Teru认为，类似“基地追踪”的新媒体形式能为一成不变的传统媒体注入新的思想与活力。“新闻报道的思维正日趋僵化。若一直按照传统的方式做报道，形式固定的工作模式，这样很容易止步不前，从而导致报道变得局限而浅薄。因此不断招纳新的人才，提供新颖的报道思路至关重要。”

　　“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持续十年的阿富汗战争已造成1800多名美军士兵死亡，超过1.4万人受伤。2009年底，美国《时代周刊》曾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终于再见了，地狱里的十年》(Goodbye to a Decade from Hell)，文章称21世纪的头十年以“9·11”开场，以金融危机结束，是美国人自二战以来最灰心、最幻灭的十年。今年10月24日，在阿富汗战争十周年纪念日之际，《时代》又推出一篇长文，把阿富汗战争称为“打不赢的战争”。

　　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布罗克·麦金托什说，在阿富汗服役两年后，他意识到，战争会让人逐渐丢掉自己人性的一面。在和其他士兵的交谈中，他发现自己身边的人大部分都不认为阿富汗战争能打赢。有的士兵说，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撤离，另一个是将阿富汗彻底炸成碎片。”

　　目前，阿富汗战场共有美国驻军约10万人。2009年年底，奥巴马又宣布阿富汗增兵3万，同时承诺2011年年中开始撤军。然而，奥巴马的增兵战略见效缓慢，用于阿富汗的军费和援助开支则不断攀升，在经济形势不见好转的金融危机时期，阿富汗日益成为美国的沉重负担。

　　Teru Kuwayama自己算了一笔账，“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上的投入大约是每个月100亿美元，一年就是1200亿美元。信用卡已经完全透支，如此巨额的战争，我们已经打不起了。而同样的金钱和资源，如果用在其他任何一个问题上，比如气候变化、全球变暖、饥荒或疾病控制，说不定能改变世界。”他说。

　　在采访时，记者能听到Teru Kuwayama身边还有一个咿呀学语的女儿。对于“为什么有了家人，还从事如此危险的战地报道”的提问，他回答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在我女儿长大成人之前，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有限的贡献。我必须把阿富汗战争的真相公布出来——这场无果的战争必须早日结束。如果我们不尽早把重心转移到真正需要解决的事情上来，我们的子女都将遭到威胁——花200万去打击的敌人不一定会杀死我们的孩子，但环境污染、糟糕的教育、不完善的医疗会影响孩子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