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是人们重塑产业地方，也是人们重塑自己的地方。我们已经步入新的一年，是时候停下来反思一下了。这个世界充满了无休止的电子邮件和各种让你分心的事情，以至于记起我们从哪里来或者我们到哪里去，都是如此困难。不论是好是坏，硅谷都在失忆中。

虽然现在你可以轻易地看到照片分享应用、社交、移动、本地各种概念满天飞，然后说它们是硅谷为了推动广告收入而炮制的产品，但祖父那代人的思想依然在这片土地上被继承。这种思想支撑着Google X实验室的各种“登月”计划以及SpaceX的火箭发射成功。

我有三个关于重塑自己的故事，它们都很简单。我希望能通过它们描述硅谷的历史轨迹。它们都和我的家庭有关。我们已经在这里传承了整整三代人——在硅芯片工厂砍下一片一片的果园之前，在芯片制造商迁往亚洲之前，在互联网时代将仓库变成创业办公室之前，还有，在无人机和比特币之前。

20世纪30年代——20世纪60年：硬件时代

虽然“硅谷”这个绰号直到1970年代才开始使用，但其实这个地方作为科技中心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了。在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这二十年间，伴随着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建立，以及接踵而来的联邦政府慷慨的研究资金，硅谷囤积科技天才的优势开始建立起来。

我的祖父母逃过了前苏联的大屠杀，来到了埃利斯岛。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为了生计，他们在洛杉矶经营了一家杂货店和犹太熟食店。我祖父常跟我讲5美分的汉堡包，还有他年轻时在Frank Sinatra拍摄的电影《起锚》中扮演正在演奏Liszt钢琴的钢琴家的故事。

家里从来就不富裕，我的祖父四个学期后就没钱继续读大学了，他只好从斯坦福退学。为了让家里摆脱穷困，他退学后在洛杉矶入职了一家小的电子公司，做频率计的。

重新返回斯坦福大学继续读完课程花费了他差不多九年的时间。这曾经是个不小的挫折，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遇到了我的祖母。他直到30岁才拿到了本科学历。三十岁，在这个永远是由年轻人推动的产业，有些人可能已经从星光闪耀变得默默无闻了。

但是祖父很快变成了世界上少有的、设计世界上最精确的计时器的精英物理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他设计的原子钟在全世界飞行，以证明爱因斯坦相对论其中一部分的正确性——在靠近一个强大的引力场时，时间会变慢。

在1966年，在Dave Packard选择我祖父进入惠普实验室的创始团队时，Packard说了句“我们沉浸在知识源泉已经够久了，现在是时候回馈它了”。虽然现在你可以轻易地看到照片分享应用、社交、移动、本地各种概念满天飞，然后说它们是硅谷为了推动广告收入而炮制的产品，但祖父那代人的思想依然在这片土地上被继承。这种思想支撑着Google X实验室的各种“登月”计划以及SpaceX的火箭发射成功。

我的祖父遵循着硅谷的传统，从没有因为他在超高精度计时器领域的魅力而积累太多的财富。作为曾经的工程师，他会在感恩节晚宴前先测试一下火鸡原型的质量….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弗雷蒙的快速有轨公共交通系统事故后，他被委任设计一套可以阻止列车相撞的系统。从某种意义来说，他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都有所贡献。而这两者，是组成硅谷的两大部分。

提他的事迹，是为了证明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互联网消费时代的崛起归功于个人电脑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飞速扩散。这一切都离不开硅谷的基石——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投入到基础研究上面的努力和支撑这些研究的资金。

在我祖父去世的那些年，他设计的时钟为国际原子钟提供了高达80%的数据。IAT是协调世界时（UTC）的基础，而UTC是互联网通讯同步依赖的标准。回到上世纪90年代，Netsacpe甚至还在他们的办公室放着几个原子钟。你所做出的伟大的科学贡献不一定能在有限的生命中看到，即使风险投资者们一直在等待着下一个天真的从哈佛或者斯坦福退学的年轻人。

我祖父78岁那年死于心脏病的时候，他仍然在工作。他如此热爱他做的事情，他从来没有退休过。

1965——1995：个人电脑时代和新一波的移民潮

20世纪50年代，硅谷到处都是果园。

一项永久改变硅谷的法律在1965年被签署。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案扭转了几十年来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移民的歧视性移民配额。

由于战争、政局动荡、压迫又或者低迷的经济，硅谷开始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来自东亚、印度和前苏联那些技术熟练的移民。腐败、独裁专政导致这些国家的人才离去，而硅谷因此开始繁荣起来。在那个时候，印度和中国的政府成立还不到20年，连后来保持高速发展的经济改革都还没开始。当然，现在已然不同。这两个国家是现在创业公司青睐的市场。

因此那时候可以选择的话，美国毫无疑问首当其冲。我母亲也是这波移民潮中的一个，虽然她是作为战争难民而不是1965那项法律最优选的技术熟练人才。

但在一代人的时间，它变成了一个工业园。

20世纪90年代——现在：Web 1.0 和 Web 2.0

在第一个互联网泡沫之前，硅谷前几名的公司都有几万名雇员。在那时候，你无法做到靠两个年轻人影响千万级别数量的用户。在我长大的地方，苹果正在到处关闭它的旧办公室。因为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微软正在胜利前行的路上。

那几年，惠普，我们家所有人加起来一共服务了超过100年的、组成硅谷的公司之一的公司，面临着一场丑陋的代理权争斗。惠普失败了，惠普和康柏合并。惠普这个曾经伟大的公司的信念也随之死去。虽然惠普死去，但其它类似谷歌和苹果的伟大公司依然在它们各自的领域繁荣发展。硅谷继续前行。

我也做了痛苦的挣扎。作为一个天真又疲惫的少年，我没有追随更倾向于技术上面的路径，而是在毕业后成为校报的一名实习记者。我随后离开了硅谷并住在了不同的地方。我首先去越南看望了我久未联系的祖母的妹妹。她和我祖母因为从生活中的琐碎事到政治纷争，已经断绝联系好久了。

然后我在伦敦做起了财经记者，想着国外的报纸应该是个逃离加州那平淡无奇的工业园区、高速公路和条状商场的好地方。但祖父母的先后离去让我开始想念那个地方。

跟银行家、交易员打交道和每天跟创业家、工程师和黑客们打交道有着天壤之别。银行家和交易员们都很聪明、进取，但他们并不热爱他们的工作——不像我祖父或我爸那样热爱他们的工作。在银行的工作只是意味着你可以积累年复一年的奖金还有假日。

T.S.Eliot的《四重奏》说过，“生命中探索的终结地应该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和开始的地方”。所以，在伦敦度过几年，最终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时，我回到了硅谷，成为了一名科技行业的记者。

有些东西在一代或者两代人后就会变得不一样。科技产业产生的能量和财富越多，它就越能够渗透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也更吸引渴望财富和权力的人们进入科技产业。

今天，像Facebook这样的科技公司正在取代电视和电影行业。它们现在就是新的文化媒介。

因此，这些新的文化媒介掌握着话语权，这些媒体也影响着选择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们。这也是为什么硅谷有些时候会越来越像是娱乐行业。用户从一个应用迁移到另一个应用，就像是进入这星期新开的热门的餐馆或者俱乐部。

我母亲毫不犹豫选择来美国的决定在一代人之后再也不那么容易了。北京现在也是同样让创业公司觉得迷人和活跃的科技中心。我认识的很多创业公司都把办公室迁移到了诸如班加罗尔、斯洛维尼亚、巴基斯坦、芬兰的地方。而硅谷现在只是诸多科技中心中一个比较强的点。

所以就像我母亲和祖父在他们二十岁时一样，年轻人又来到硅谷，即使他们几乎无法负担得起的公寓的保证金。

曾经年轻的他们来到这里，为了创造这一切，他们在自我意识和自我欺骗的微妙关系中游走。

在重塑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像我父母和祖父母一样在重塑这个地方。我们迷失了，但我们又再次找回自己。

365IT编译 原文来自TechCr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