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千百万儿童无书可读的时候,我们这个月在台湾销售多少Windows软件真的那么重要吗?当7/10的尼泊尔儿童面临成为终身文盲的可能时,我怎么能 全心全意地在香港开展电子商务业务,或者在中国内地开展反盗版运动?”十年前,前微软的高管约翰·伍德如此认真地在追问自己.在《离开微软改变世界》里, 这段心灵独白读来让人感动.旁人看来,他对自己的追问不过是在自寻烦恼.按照一般人的标准,伍德已是众人艳羡的成功人士.他自凯洛格商学院毕业之后,先在金融业工作数年,后于1991年进入微软,担任过微软华盛顿分公司的CEO、澳大利亚分公司的高管.这样的生活还不令人满意吗?大多公司战士冲锋陷阵的生活目标不外如此,更何况伍德在微软生涯中还在步步高升.但在微软的7年里,他一直被一个问题折磨着:“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用更长的时间获取更多的回报?”
伍德在微软的日子虽然很风光,但身心俱疲.一名典型微软人的生活魔咒就是:“只有在入土为安时,你才能合眠休息.”为了放松自己的心灵,他了选择去尼泊尔旅行.这次尼泊尔之行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向.
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山间旅行时,他被巴洪丹达的一个小村小学图书馆震惊了.这家小学的图书馆,空空荡荡的,墙上挂着一张破旧的、卷了边的世界地图,而且这张地图上依旧可以看到苏联、东德和南斯拉夫等一些早就不存在的国家.在一个橱柜里,锁着几本被学校视若珍宝的图书,这些背包客丢下的书大都不适合孩子们阅读.这个学校有着450个学生,他们都无书可读.这一情景大大挑战了他的世界观,在临走前,校长说了一句:“也许,先生,有一天你会带些书回来.”
如果听从校长的建议,他将改变很多许多人的命运.很多游客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毕竟商业世界里的事情更为重要,投入时间就能产生直接回报.尼泊尔的交通阻塞和教育落后固然让人震惊,这种震惊很快就会被繁忙的生活和工作冲淡.但伍德不同,他在结束旅行之后,对尼泊尔一直念念不忘,并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为那所落后的小学捐书,然后将募集到的书送到那所小学.有一天,他读到联合国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情况的一则报告,报告指出:世界上有8.5亿人缺少基础教育,其中2/3是女性,1亿以上的小学适龄儿童未在学校注册.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让他再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单纯捐书不过是解救汪洋大海中的一滴.
此时,他已是微软中国区市场开发总监,但他内心升腾的并非喜悦之情,而是更为复杂的情绪:“如果我做得够好,为什么我没有更加快乐?如果我已经得到了许多,为什么我没有觉得更加满足?”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搏斗之后,他意识到,在商业世界里,他不过是微软这台疯狂利润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但是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贫穷的山村等着人们去建立学校和图书馆,为什么不去接受新挑战呢?
他的这一内心转变与他在尼泊尔的经历有关.尽管尼泊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这里的人民活得很乐观而且有尊严.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不同于他长期生活的势利的商业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他是远道而来的备受尊重的客人,这里激起了他改变世界的热情和梦想.这种热情和梦想无关个人道德,对伍德来说就是一种个人救赎,而非崇高而浪漫的革命精神.他不过想医治自己的心魔——到底什么生活才是有意义的?他从微软辞职了,变成了一名在喜马拉雅山建图书馆的无业游民.
1999年,他创建了非营利组织——“尼泊尔图书”(Book for Nepal),目的是帮助尼泊尔的落后乡村建小学和图书馆.从一开始,伍德就努力把事业的规模做到相当大,这是典型的微软风格,用微软的话就是“go big or go home”.对一家公益组织来说,最大的命脉就是钱.伍德小有积蓄,但这笔积蓄仅能使公益事业维持4年.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到处筹钱.
他依据自己的商业经验,拟订了5条筹钱的原则,这对不少把筹钱当作肮脏游戏的公益组织人员来说是很好的教训:强调捐赠者不仅仅是在捐钱,而是在将“受教育”这个礼物赠送给数百万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让捐赠者看到他们的捐赠与成果之间的直接关系,可以给他们看照片,或者让他们亲自参观捐造的学校以及图书馆,同时组织成员用邮件签名档展示不断更新的工作成果列表;告诉捐赠者组织将保持低行政开销,将筹钱和管理的开销控制在10%之内;推销改变世界的激情,让人们看到受捐赠者快乐向上的面孔而不是悲伤无助的模样;帮助人们在生活中寻找更多意义——你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5条原则帮助“尼泊尔图书”筹集到了不少的钱,为了让受捐赠者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伍德在公益组织中推广了共同投资模式,与尼泊尔的社区合作,当地群众也要捐助少量的物资和资金,合力促进新教育设施的建设,包括学校、图书馆、计算机设施,并为女学生提供长期奖学金.
在伍德的领导下,“尼泊尔图书”开始向越南、柬埔寨、老挝和印度扩张,并更名为“阅读空间” (Room to Read),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伍德那种“go big”的冲动再度膨胀,他的野心不仅止于建设一家公益组织了,而是要缔造“非营利性的微软”.但是当他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至少和安德鲁·卡耐基在北美建立的数量相同的图书馆时,“阅读空间”的资金开始萎缩,人手也开始短缺.为此,他决定开发一个网络化的组织.21世纪的卡耐基不再是一个富有的白种男子,而是一个由热情的志愿者组成的网络.“阅读空间”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该组织已经捐赠了300万册的图书,兴建学校290余所、图书馆3600余座,并通过助学金使得2000多名女童重返校园.如今已有100余万名儿童从这项教育计划中获益.
但“阅读空间”真的有必要急速扩张为“非营利性的微软”吗?伍德在“go big”的过程中过于迷恋数字,似乎不断变大的数字就意味着工作成效.这是一个微软人的后遗症,但改善教育并不等于销售电脑软件,仅有教育硬件是不够的,教育“软件”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教育硬件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被伍德忽略了,这并不是要对伍德求全责备,而是提醒他 “改变世界”不只是一个“数字游戏”,在数字背后还有更复杂的东西.如果伍德不能及时意识到这些,他努力缔造的“非营利性的微软”和盖茨的“微软”会越来越趋同.“阅读空间”会简化为一个疯狂的“筹钱机器”,而伍德本人也会变成这个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伍德会重返身心俱疲的境地,这将会违背他的初衷,希望这只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