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哈佛商业评论》网站报道，研究称，诸如苹果、谷歌、亚马逊的超级明星企业的兴起对于投资者比对于员工更加有利。经济生活中鲜有东西是稳定的。60年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提出了一个似乎不变的事实：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每年劳动者拿走总经济蛋糕的三分之二，其余的三分之一则归资本所有者所有。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称，这一比例的稳定性“堪称奇迹”。

配图-多个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呈现下降

这种奇迹早已不复存在。在美国，劳动收入份额近三十年来一直处于下滑，自本世纪初以来甚至呈现加速下滑之势。这种下滑也发生于大多数其它的国家。目前美国每年的劳动收入份额在60%左右徘徊。

劳动收入份额为何下降

这种下滑的严重性引起了很多的争论，不过大家都一致认为它已经发生，不是小事情。人们的分歧在于劳动力为什么会一直蒙受损失。

如今最常见的论调也许就是机器人威胁论。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资本设备的质量调整价格大幅下降。企业用比较便宜的机器来替代成本高昂的人工，归属于工人的增值价值份额处于下降。

这种论调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企业能够灵活轻松地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切换。用行话来说，资本-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必须要大于1，这种假设才能成立，以致于机器价格的下降促使雇主在机器上投入相对高于劳动者的资金。这种经验性实例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本有足够的可替代性来促成这一点。

另一个主要的解释是，中国的进口致使美国雇主将工作岗位外包到亚洲，使得国内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尽管全球范围的劳动力利用率没有下降。但数据显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也出现在零售、批发等非贸易行业，而不仅仅出现在制造业等行业。此外，中国本身也在经受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下滑。因此，中国不大可能是西方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超级明星理论

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我们基于超级明星企业的兴起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在过去40年里，越来越多的行业出现“赢家基本通吃”的情况。拥有成本优势或者质量优势的企业往往享有更高的市场份额。以往，生产力更强的企业会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剩下给它们的竞争对手瓜分的份额也不少。相比之下，当代的新巨头得到的市场份额要高得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想想数字领域的谷歌、苹果和亚马逊吧，又或者线下世界的沃尔玛和高盛。

并不是说超级明星企业给员工的薪水比较低；事实上，平均来看，大企业通常都会给予员工较高的薪水。但超级明星企业的薪水在它们的总营收中的占比相对较低。超级明星企业每员工利润极高，因此随着它们在整个经济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劳动者工资在整个GDP中的份额就会下降。

有几项数据可支持这一超级明星理论。首先，我们的理论预计市场将会变得越来越集中化，这是数据反映的东西。

该理论的第二层含义是，普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经济蛋糕很大的一部分趋向于来自超级明星企业。

第三，已经变得更加集中化的行业正是那些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在这些行业中，趋向超级明星企业的收入再分配增幅最大。

超级明星企业的兴起，并不只是折射出经济体中大企业共同剥削消费者和劳动者的一面。我们所记录的这些现象并不局限于美国；它们发生于全球各地。这说明反垄断法律或者其它政策相关因素的变化不是主要原因。

如果说政策不是驱使行业日益集中化的原因，那什么才是呢？一种可能性是，互联网和全球化使能的近乎毫无阻碍的商业，使得运营效率更高的企业能够获得高于以往的市场份额。的确，我们发现，集中化程度上升最多的行业，也是那些生产力和创新发展最快速的行业。

该如何看待超级明星企业的主导？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轻松看待经济体变成由超级明星企业来主导的现象呢？

不，至少出于两个原因。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这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工作机会都在减少。实际上，在一个轻微扩大的经济体中，劳动者分到的那一份蛋糕在缩小。

虽然超级明星企业可能是通过竞争手段来取得市场主导地位，但它们用以巩固其市场地位的方法可能并不那么的良性。财力雄厚的大企业在政策游说上投入巨额资金来左右正值体系，以期达到保护自身市场优势的目的。它们所采取的商业战略可能会使得新的挑战者难以实现成长和繁荣的发展。微软当年通过创新和良好的决策在操作系统领域取得了近乎垄断的市场地位，但后来却力图将网景（Netscape）等行业新晋者挤出市场。当超级明星们无法阻挡竞争对手的时候，它们也往往能够直接吞并给其带来新威胁的公司，Facebook先后将Instagram和WhatsApp收归门下便是很好的例子。

风险在于，超级明星企业对市场的支配最终将会导致经济活力和生产力双双下降，这反过来将进一步巩固它们的地位。这种情况没得到处理的话，可能会引发公众对大企业或者大政府的强烈不满。这可能已经在酝酿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