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对科研人员全球流动的分析，卡西迪·杉本和他的同事得出了这项结论：限制学者的流动将会损害科学体系。最近的“社会动荡”预示着科学孤立主义时代的到来，这会对全球协作和科学家流动产生激冷效应（法律用语，特别在讨论言论自由或集会自由时，指人民害怕因为言论遭到国家的刑罚，或是必须面对高额的赔偿，不敢发表言论，如同蝉在寒冷天气中噤声一般，因此也可称为寒蝉效应）。
前段时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一年内发布了第三次旅行禁令，使得某些国家的个人暂时无法进入美国，此外他还对签证的续签设了更多限制。这些命令使海外学者陷入了困境，那些在国内从事国际工作的科研人员交流起来颇受影响。在今年3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开始正式切断与欧盟的联系。结果，英国机构将面临非欧盟居民研究人员大量流失的潜在可能，此外，英国还必须独自克服参与和接受欧洲合作项目资金的壁垒。参与这些孤立主义行动的国家的名单正在加长，类似行动的数目也在增多！
要评估这些政治行为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来测量并统计科研人员的流动性。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某国的统计数据获取该国科研人员规模和构成等详细信息，但是关于科研人员流动的频率、流动到哪里、流动形成了何种“格局”以及流动对自身工作产生何种影响等等信息还不太清楚。
基于发表在2008年到2015年的来自近1600万独立个体的1400万份文件的记录，我们在这里得出了一项新的发现。在我们的研究中，大约96%的科研人员只所属于一个国家，即只拥有一国国籍，因此我们把这一群体归类为非流动组。大约4%（多于59.5万名的科研人员）是流动的，这意味着他们在一段时期内有着国际间交流或者改变过国籍。这是两大类群体。我们将在下面的文章中展示科研人员流动相关的令人惊讶的趋势。
连锁反应
在科研期间，欧洲和亚洲科研人员出现了巨大的净损失，而北美则取得了巨大的增长。大量接收移民科学家的国家获得了科学资本的最佳份额，而这是以牺牲人才生产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许多评论人士对这种现象的心情比较复杂。而现实比上心理上的复杂更甚。
我们发现大多数科学家并没有切断与祖国的联系，他们转移国籍后反而加强了一些国家间的联系与沟通。到后来许多科研人员又都回到了他们的祖国。用“人才流转”来形容当代学者的流动可能更为恰当。
不同的国家在精英学者（高被引科学家）的流转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无论他们来自何方，无论他们身处何地，或者无论他们在哪里中途停留，流动学者的引用频率比所有学者的平均水平要高40%，而各国间关闭“国界”会降低这些精英学者的活跃度。
图注：科研人员流动的具体数据。 （图/Nature）
故事的起源
科研人员发表第一篇论文时所属的国籍是调查中的重要一环，我们把这种国家成为“科学家源头国”（该国不一定是科学家的出生地，因此两者不相混淆）。然后我们追踪科研人员在这项研究的8年时间内是否去外国交流或者是否改变了国籍。
之前也有流动性这一观念，但主要关注的是移民科研人员——那些一开始在某国发表论文后又转变了国籍的科研人员。上述类型的科研人员在我们的调查分析的整个流动学者群体中占比小于三分之一（27.3%，162519名）。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目前为止比例最大的学者群体，我们称之为“旅行者”，即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保持“科学家源头国”国籍同时又有诸多国际交流项目或进行出国交流的科研人员，这一类型占比72.7%，有433375名。值得注意的是，将近一半的“旅行者”在发表论文的第一年里就有着国际合作项目，并且在其每个论文发表年里都保持了这些合作联系。
以研究人员的数量和流动绘制的流动网络揭示出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德国作为全球科学网络中的重要节点的重要性。如果这些国家实行孤立主义政策，那么后果非常严重。尽管英国并不见得是欧盟中研究人员迁移的中心，但是英国作为欧洲科学家以及世界科学家沟通的桥梁，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英国如果实行孤立主义政策将会造成整个流动网络的拆解。
如果我们只关注移民科学家和定向“旅行者”（指在各大洲之间或内部流动，在2008年首次出版论文还有在修业期间至少发表了3篇论文的科研人员）就会发现更多的模式。诚然，由于我们调查本身也存在局限，所以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初级学者。但如此一来也有好处，因为我们能避免将初级学者与高级学者混为一谈，高级学者的流动与流动网络有可能更复杂和多样。
上述类型的群体包括12046名科研人员。欧洲比重最大（35%），然后是各占四分之一的亚洲与北美。北美和亚洲间的联系强大且密切：在2008年的发表第一篇论文的亚洲籍流动学者大多在2015年前就转为了北美籍，且三分之一以上的移民北美的科学家最终又转回了亚洲籍。我们留意就会发现造成这两种趋势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许多亚洲学生涌入美国，其中有些人在到达之前就发表过论文，而其他人在到达后也发表了论文，然后这些人又回到了亚洲。
我们的统计显示欧洲科研人员的净损失为22%，亚洲是20%，而北美却增长了近50%。除亚洲国家外，欧洲学者组成了最大的学者流动群体，因为北美的许多学者赶到了欧洲。
流动的益处
了解某些国家对高影响力学者的生产和培养负责的程度也是很有趣的。我们通过观察流动科研人员在流动前后的引用分数来评估这一点。
北美和北欧国家扮演的角色是强大的生产者：这些地方的学者在流动之前就有了不错的研究水准，这无疑对于其他交流国是有好处的。这些国家在对外来学者的培养上功劳也很大，他们尽早地发现了人才，并为学者提供了适合其成长的土壤，一旦外来学者到达，他们就能取得巨大的进步进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亚洲地区堪称强大的招聘机构，他们注重与知名学者建立联系，而这些知名学者在到达亚洲前就有着很高的引用率。大洋洲是个值得关注的孵化器，它能很好地激发出来到澳洲等地的学者的潜力。
一些流动路线和高度引用学者的关联性较为明显。那些来自北美的有着很高影响力的学者更趋向去北欧和西欧，他们去东南亚的可能性较小。北欧的高影响力学者会被招聘至南欧，而西欧的高影响力学者会被招聘至大洋洲和东亚。
当大洋洲的学者流动至北美和南欧后会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中亚和西亚国家（包括与美国移民禁令有关的国家）的学者在北美和欧洲获得了自己的最高引用率，也就是说他们在北美和欧洲发展的最好。对这些国家的学者实现禁令可能会使他们投向别国，而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欧美失去了千里马，而中亚和西亚的学者也失去了一处广阔的草原。
无论地域如何，学者流动后会以引用来对流入地表示感谢。在所有地区，流动学者被引用的次数比非流动的同行要高得多。这一优势的大小因地区而异。转到北美的学者的引用只比非流动的学者高10.8%，而东欧地区这一数字竟高达172.8%！
流动性措施
当然，我们的方法具有局限性，因为我们这项调查统计中的“科学家源头国”只揭示了学者开始发表第一篇论文时的所属国籍，至于出生国、学术培训国或学术就业国这些细分的内容我们无法确定。除了上述的局限，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说如果某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并未首先将论文先发表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的期刊索引上，那么我们就统计不到他们的资料，因此这种测量方法就会低估了来自某国的移民科学家的作用。还有，整个科学系统是动态的，那些被我们称为“非流动”的学者可能在准备出国，或者在我们统计完后他们正好就出国交流了。而且，我们将只选择10年内发表了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只关注期刊文章并为论文总量设置限制，这些可能会使统计分析中的某些学科受到优待，因为某些学科某些领域在近十年可能备受关注。我们的研究并没有考虑到每个国家的人口流动率：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这些数据很重要也很有趣。
在一个流动性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受到威胁的时代，统计科研人员在国际上类似的流动的数据显得尤其必要。这些数据能提供更细致、更动态的人力资本交换信息，这便于评估流动对知识经济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统计分析中的“旅行者”是流动学者的大部分组成。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开始，未来更细致全面的统计值得期待。
交流的必要
有人可能会说即使在流动受限的情况也可以继续合作。然而尽管我们在计算机和远程交流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协作往往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启动和持续的。限制流动会对科学体系产生不利影响，对于那些越来越需要国际协作的科研来说不利影响将更加明显。
现有人才流动网络的中断将对许多国家产生严重影响，像美国这样的大型科学家来源国及栽培国也不例外。美国作为全球知识网络中的中心已经因此获得了显著的好处，因为美国从其他国家的教育投资中受益匪浅，人们需要意识到，美国对世界所做的杰出贡献有不少外国学者的功劳。当然，美国作为一个重要栽培者的角色，如果流动网断裂，那些美国人才的接收国如西欧也会受到严重影响。还有，那些从亚洲和其他地方来到美国得到很好地提升的学者到后来可能会选择回国。
不管怎样，一些国家可能会受益：原本占中心地位的国家实行孤立主义会给其他有竞争力的国家带来优势。例如，自特朗普限制政策实施以来，加拿大的研究生申请人数有所增加。当然，我们不必怀疑这些国家的实力，如果这些国家不存在足够的科学能力，全球人才也不会被培养到今天的程度。利用科学、丰富、翔实的统计数据和指标来衡量流动性的影响，我们可以在未来几十年里检验这些政治行为的影响。
有一件事已经很清楚了，国际移动学者占比虽然不大，但这些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最高的影响力，因此限制学者的流动会破坏整个科研系统与生态。
致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创新及政策的研究”项目对本研究提供了支持；西班牙经济与竞争力部的拉希耶尔瓦对本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
出品|网易科学人栏目组 翟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