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宣传部长就其言行再次道歉，而且还几度落泪，只是他严重强调只是表示歉意。看来，要“我”道歉，还是不容易，又一次凸显我们官员道歉的明显的特征——“我们”道歉易、“我”道歉难。早上起来看新闻，标题竟然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宣传部长就其言行再次道歉”，这很让我惊讶：在大学舆论宣传战线奋战多年的强部长怎会如此脆弱？及至看看多 家报道，才发现，人家虽然“哭了”，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强建周自诩心理承受能力较强，虽然称愿对记者表示歉意，但仍强调不是道歉，自称是个有涵养有学 识的男人。     “西电卡门事件”无须赘言，强部长“占领天涯”、“要做一个轰动全国的事情”犹言在耳，现在，人家也只是“表示歉意”而已，并声明不是道歉。中文语义繁杂，歉意和道歉究竟差异几何，实在不好精确测量，但强部长表达的意思我们都能理解：一方面迫于压力，要做点姿态；另一方面迫于面子，又不肯低下头来。要“我”道歉，谈何容易！

      这让人很疑惑，曾几何时，社会上不是铺天盖地的“官员道歉”风潮吗，远的不说，就看近的：11月11日下午，三亚市代市长代表三亚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向广大出租车司机诚挚致歉；由于热源调配存在问题，安徽合肥市北部城区68家小区和单位供暖延迟，12月11日，合肥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建委主任张长淮在专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市民公开道歉；12月18日，宝鸡市政府召开冯家山水库输水管道爆管新闻发布会，宝鸡市城建局局长张宗智受市政府委托，对于输水管道爆裂给居民用水造成的影响表示诚挚道歉……措施是责任，歉意是情怀，两者千丝万缕。一个不知道歉的官员、一种欠缺反省文化的官场生态，终究不是人民之福，也不是制度之理想。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官场是在进步。

      但是，这种进步是有限度的，是尚需继续推进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道歉易、“我”道歉难。不妨回头看看，官员出来郑重道歉的，无非两种情况：一是代表集体行为道歉，语词是“我们”，或者“我谨代表”，正因为人人都是责任人，结果就是人人都不是责任人，认错的是虚指的“我们”，不仅任何当事官员不会有丝毫道德痛感，而且出面道歉的还很容易博取舆论好感，这事儿大抵没有人会太抵触；二是上级部门或法律法规已然有了定论，不道歉不行，甚至还期望道歉能博取同情，把歉意当做申诉、辩解的砝码，比如贪官案发后的忏悔式道歉，声泪俱下，但这种道歉恐怕很难说是道德自觉。瞧西安电子科大宣传部长致歉时，几度落泪，很是一副要从“占领天涯”到“泪撒天涯”的气势，可是却要严重强调仅是致歉，不是道歉。

      在没有厉害冲突的时候，每个官员有没有以“我”之名道歉的勇气——这最能见证社会文明、官场生态、行政文化的层级与水平。一者，这种道歉没有法令制度的硬约束，于是有了迂回抵赖的空间，如何选择，最能看出“我”的内心；二者，这种道歉涉及个人品性，是一个人的低头认错，很难堪，很有道德痛感，而且，即便道歉了，也没啥收益，顶多是认了个骂名而已。但是，就政治文明的历史趋势来看，官员以“我”之名真诚道歉，比无数“我们”的歉意，更有力量，更难能可贵，更能增进权力理性的归属感。

      经济学上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个人”是所有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是说，任何经济问题不可以从一群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为起点来分析。官员“道歉”这回事，恐怕也是如此。毕竟，谁该道歉，如何道歉，不能泛化，每个官员的背后，一定要有更为细化的责任、更为明确的担当、更为清晰的义务。“我们”道歉着，“我”却在狡辩。原本声泪俱下是能让人有所触动的，可非要搞得倾盆大雨，实在难见道歉的诚意了。

金鹰网特约评论员 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