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禁中国应用近两年，印度开始反思？

此前，所有的中国手机品牌，比如vivo、OPPO等，都曾以税务等名义接受调查。

印度对中国公司的全面“清洗”，始于2020年6月，印度当局以安全名义，封禁多款中国应用。两年过去，中国公司是否还能重返印度？同时，在印度国内，已经开始有声音质疑官方的封禁。

两年封禁，本土公司崛起

对于在印度的中国App来说，2020年6月是一个不愿意回忆的黑暗时刻。

当年6月29日，印度政府以安全威胁为由，毫无征兆地突然宣布大规模禁用中国公司开发或经营的59款App，包括TikTok、微信等。之后该部门进一步解释收到了大量“各种来源的投诉”，指出这些App窃取用户数据并秘密传输到印度境外，但并未具体说明这些数据被传输到了哪个国家。

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情况并未出现好转，甚至逐渐扩大，印度政府持续封禁任何具有中资背景，甚至隐约与中国相关联的App。到今年2月份，被封禁的App名单已经超过了300个。2021年1月，印度政府宣布永久禁用TikTok、PUBG Mobile等57款应用。TikTok作为2021年间全球下载量最高的App最终关闭了在印度的业务。

让人不禁产生联想的是，就在印政府封禁中国背景应用TikTok四天后，印度社交内容初创公司VerSeInnovation Pvt．推出本土短视频应用Josh。

就在本月，2022年4月6日，该公司宣布获印度2022年以来最大金额风险投资，达8.05亿美元，其中超一半资金（4.25亿美元）来自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这家由高盛、谷歌领投的初创公司过去一年已融资15亿美元，目前估值已达50亿美元。VerSe总部位于班加罗尔，旗下还有一款本地语言新闻聚合平台DailyHunt。Josh和Dailyhunt分别拥有1.5亿和3.5亿月活跃用户，两者超90%的内容为印地语。

自莫迪政府大规模封禁中国背景App以来，Josh、Roposo、Moj等印本土竞品的用户数量、活跃度、收入都创新纪录，并获得大笔融资。VerSe创始人表示，最新一轮融资将用于增强公司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能力，以此提高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VerSe预计将在未来两三年内实现盈利，还将考虑通过网红直播带货的商业模式增加收入。

封禁无据

莫名被封禁，印度官方一直没有给出正式的法律依据，而大部分中国互联网公司对于重返印度已经不抱希望，但印度最近开始反思封禁潮的合法性。

目前尚未有明确法律禁止数据从印度流向中国，或者能够为印度政府大规模封禁App的行为提供强有力支持的法律依据。

印度Techlegis律师事务所的Salman Waris表示，封禁令与数据保护之间不存在相关性。Salman Waris是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方面的权威人士，曾为印度政府信息技术部和国防部提供咨询。目前关于数据传输的法案正在起草中，过去两年中印度政府颁布的禁令并不属于数据传输法案，更像是来自2000年《信息技术法》中的第69A条法令。

22年前颁布的《信息技术法》第69A条法令授权政府，可以封禁其认为存在问题的应用和网站。实际上，在2014-2021年间，印度政府在第69A条法案的授权下共封锁了25000个网站、网页和社交媒体页面，距今额外增加了1311条封禁链接。

根据2000年制定的《信息技术法》第69A条以及2009年的《信息技术（阻止公众获取信息的程序和保障措施）实施细则》，印度政府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可以阻止公众访问计算机资源，包括网络、数据、数据库和软件。

该项条款曾被年轻律师Shreya Singhal诉讼到印度联邦政府，并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

2015年，印度律师Shreya Singhal向印度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质疑2000年《信息技术法》的第66A条、69A条和第79条的有效性，理由是侵犯了《印度宪法》中第三部分规定的言论自由权。最终，法院裁决第66A条违宪废除，第69A条和第79条符合宪法仍然有效。该案件被誉为印度言论自由的胜利，

所以到目前为止，印度政府对颁布禁令的理由缄口不言，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性的内容。

TMT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助理Atmaja Tripathy表示，尽管印度政府对某些App实施的禁令看似是合理的，但其缺乏透明度的行为给外界留下了政府是否遵守法律的疑虑。

Tripathy在2020年12月写道：“目前的禁令开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言论空间和用户的数字权利在未来可能会遭到破坏，且个人失去了举行听证会的机会。此外，禁令赋予了政府不被约束的权力，即通过封锁印度境内的网络服务来限制言论空间。这种以行政手段限制无辜言论的行径，将导致寒蝉效应。”

自2015年3月印度最高法院对第66A条法令作出裁决以来，第69A条法令经常被印度当局用来打压批评政府的声音，与此同时，民众不断呼吁推翻该项法令。

数据安全？

印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Jyotsna Jayaram表示，印度当局对应用和游戏的封禁必须履行《信息技术法》规定的正当封禁程序。

简言之，如果出于国家主权、安全和公共秩序利益的考量必须进行封锁，且在封锁前询问中间人的意见，则该项封锁指令可以下达。除此之外，国家为紧急避险可以不提供临时措施直接下发指令，但需经审查委员会确认。然而，近期大多数封锁令均是以保密的形式下发的。中印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印度当局对中国App的数据处理（包括资料储存）施加了更多的审查。

一些专家表示，印度的封禁令必须与中国的法律一并解读。印度公共政策主任Kazim Rizvi 认为，这些法律可以作为印度颁发禁令的法律依据。

不过，Rizvi指出，印度需要的不是武断的禁令，而是一个能够对侵犯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应用进行评估的有效网络安全机制。

Rizvi和Waris都表示，目前的一系列禁令应与2019年的《个人数据保护法案》以及围绕该法案的对话分开来看。拟议的法案中将法律义务放在处理和使用数据的实体和个人身上，这使得政府在诸如中国App的案件中，很难将其对数据隐私的关注合法化。

这就涉及到了数据保护机构，该法案将其设想为一个裁决性的法定机构。Rizvi说，尽管法律不会区别对待中国的应用程序和公司，但该法案确实规定，数据保护机构在批准将敏感信息转移到其他司法管辖区时，必须咨询印度中央政府。

Jayaram说，根据数据保护法案的最新草案，只有根据特定的转移机制，如标准合同条款、集团内部计划或充分性确定，才能将数据转移到印度境外，而这些机制本身需要与中央政府协商。

另外，也可以考虑进口商认证和双边安排等替代办法，并对信息共享和调查合作作出必要规定。

中印关系看起来正在解冻，如何执行这种禁令？数据保护机构将发挥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都必须回答。

不过，虽然印度媒体仍在关注这些议题，对中国公司而言，重返印度像是越来越遥远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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