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货iPhone的4手生意 华强北走向衰落

小林非常怀念曾经的峥嵘岁月，和如今有着天壤之别：“现在抓走私太严格，抓住就是判刑，谁还敢做水货手机哦！”

和他相同处境的水货机商户不在少数，华强北似乎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萧条与冷清。

从人声鼎沸到门可罗雀

飞扬时代大厦，是华强北租金最高的档口，也是水货手机的中心。在这里很少有办公室，都是一排排玻璃柜台围成一个片区，摊主一个挨着一个，像动物园关起来的猴子。玻璃柜下摆满了没包装的iPhone手机和一叠叠红色钞票。

过道上来来往往淘金的背包客，看到好成色的水货iPhone就快速和老板谈好价格，并且讲价时候不能让旁边的同行听见，都随身带一个计算器，想要什么价就按下数字给卖家看，报出来的价格一成交，就把没包装的iPhone用塑料袋裹起来，往背包里一塞。等到第二天，背包里的iPhone就会发往全国各地的二级经销商或者顾客手里。

小林的铺子就是位于四楼的一个小办公室里，门口还欲盖弥彰贴着XX手机维修售后的招牌，其实他完全不会修手机。

“我基本不做散客生意，都是大批进货大批卖货。“小林回忆起曾经的峥嵘岁月，不由开始指点山河：“在飞扬大厦卖货的分三种人，最上游的是掌握着货源和渠道的批发商，中游是租个一米柜的摊主，最下游就是背包客或者散客，而我只做上游生意。”

小林告诉锌财经，他的“水货生意”做得很大，作为最上游的批发商，他的进货渠道有两种：一种是“小打小闹”，每天雇佣背包客去香港，人肉背回来iPhone。这种虽然风险较小，但一次最多也就带回来3-5台iPhone，多的话容易被海关发现。

第二种就是大买卖的走私生意，在深圳湾、深圳河或沙头角货运的船上，安装多个大马力引擎和河船暗格，通过各种“黑色手段”，一次性将成百上千台iPhone从香港带到深圳。这种“大买卖”，小林非常谨慎，每隔好几个月才会做一次。

“每次货到了的时候，那就是最膨胀的时候。我立马通知飞扬大厦熟悉的摊主，让他们一个个来我办公室。然后我拿着计算器一个个按出每台iPhone的价格，总价是多少。如果他们不接受，我就让他们走人，继续喊下一个来。”

当时的水货iPhone非常热销，小林往往刚从码头搬过来货，一会就能全部卖光：“一般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全部卖出去，而且都是当面交钱当面交货，不能发快递。给完钱后，那些摊主就搬着一箱箱iPhone自己拉回去。”

好景不长，这样的“辉煌岁月”并没有持续太久。从2022年年初开始，受境外疫情输入影响，深圳开始严厉打击走私和偷渡行为，严查进货渠道或快递物品来源，严厉查处销售无合法来源进口物品等行为。

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飞扬大厦，如小林这样的批发商都不敢再进货，导致水货iPhone的数量出现断崖式下跌。摊主没有货，背包客也没有货，最终水货生意逐渐消失。

目前，飞扬大厦大部分一米柜都已清空，大量店铺转租或出租。

水货iPhone也不便宜

水货iPhone存在的最大购买价值，就是因为价格便宜。但是近些年这个底层逻辑，却被一点点颠覆了。

上文提到，水货iPhone的进货分为批发商、摊主、背包客，这也意味着一批从香港走私来的iPhone，先是被批发商抽了一笔钱，然后转给摊主，摊主再抽了一笔钱接着转给背包客或者二级经销商。最后，背包客和二级经销商卖给消费者，他们同样会抽一笔钱。

小林告诉锌财经：“水货iPhone其实和二手机差不多，从香港的苹果专柜出货，到我这里是第一手，卖给摊主是第二手，摊主再卖给背包客和二级分销商是第三手……到了消费者手里，都已经中转了第四手。”

如此抽丝剥茧，一环接着一环，再扣除中间的物流费用，等到消费者拿到水货iPhone时，价格已经比真正的香港iPhone高出来太多。对比国行版本的iPhone，在价格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Apple Store

与此同时，电商平台也将iPhone视为最重要引流商品，频频上架各种降价活动。例如拼多多的“百亿补贴”，从2019年就持续为iPhone提供大额补贴，不断压低国行iPhone的入手价格。

同时，在双十一、618为首的电商大促上，国行iPhone都会推出24期分期免息的活动，比起水货iPhone需要一次性付清数千元的“巨款”，消费者购买国行iPhone门槛更低。

除了价格不占优势以外，电商平台也开始抵制水货手机。2020年底，淘宝网明文要求卖家不得发布“美版、亚太、欧版、日版、韩版、有锁”等非中国大陆版本机型的描述用语；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也相继出台限制水货手机的规定。

面对市场的不断收紧，水货iPhone最大的盈利点就在每年9月苹果发布会前后。新款iPhone发布后因新品备货量问题，往往第一批新iPhone的价格会大幅度上涨，能为沉寂已久的华强北带来一股生气。

但今年的iPhone 14系列却因为基础版本的14和Plus继续沿用上一代A15芯片，被消费者抵制，直接导致iPhone 14系列的需求低于预期，出现大量囤货，让华强北的水货生意更加雪上加霜。

“苹果也救不了华强北了。”小林给自己十年华强北生涯下了最后一个定语，随即登上返程归乡的高铁。

转型依然离不开苹果

当一个公司出现生存困难时，转型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华强北的水货iPhone逐渐消失，苹果配件就成了最大的生意。

近几年苹果的智能穿戴设备引起了行业震动，不论是iWatch，还是Air Pod，均是年销过亿的现象级产品。但也滋生了华强北的“白牌电子设备”灰色产业链。

所谓的“白牌”其实就是无品牌的山寨货，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低廉和外观与Air Pod极度相似。比起Air Pods动辄上千元的售价令人望而却步，50-200元不等的白牌耳机似乎更能符合消费者的预期。

不仅外观相似，华强北出品的白牌耳机甚至还做到了支持“改名定位、弹窗连接、入耳检测”等苹果Air Pods Pro标配的功能。

便宜低廉、和Air Pod外观和功能相似的白牌耳机成为行业的销量冠军。据上海证券研究所数据显示：2020年白牌耳机出货量达到2.92亿部，出货占比高达49%；而苹果Air Pod出货量为7800万部，出货占比为21%。

近3亿的出货量，让华强北生产白牌耳机的厂商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水货手机，成为华强北的新名片。

虽然白牌耳机销量不错，但过于依赖于模仿的白牌耳机，始终面临专利侵权风险。另一方面，白牌耳机定价过低，也导致厂商能获取的收益有限。虽然出货量高出一半，但净利润无法跟苹果Air Pod相比。

从iPhone水货和走私，变成Air Pod的山寨和抄袭，如果华强北一直将白牌耳机作为核心经营，那只会将名声进一步降低。

坐拥1.45平方公里的商业区，一年2000亿销售额，成就50多位亿万富翁等华强北商业传说，未来会走向哪里，恐怕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