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蓝狗"揭示出一个比想象中更奇特、更丰富的世界

参与“切尔诺贝利之犬”项目的科学顾问、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学家 Timothy A. Mousseau 表示，经调查，这几只狗身上的蓝色来自翻倒的移动厕所所泄漏的带色排泄物，狗在其中打滚，毛发像海绵一样吸附了有色污染物。 随后的兽医检查并未发现辐射相关疾病、结构异常或明显基因损伤，“蓝狗”只是极端不讲卫生行为的产物，而非进化怪象。

研究团队自 2017 年起在当地为流浪犬提供食物与医疗，同时采集样本，系统分析犬群遗传结构。 一项针对 302 只犬的研究发现，隔离区内犬群在遗传上已与乌克兰及欧洲其他家犬群体明显区分，呈现出若干相对独立的族群结构。

科研人员将电站厂区三支自由活动犬群以及距反应堆 15–45 公里范围内的狗，与世界各地的纯种及散养犬作比较，结果显示：长期地理和社会隔离改变了这些狗的基因构成。 亲缘分析揭示了 15 个家族谱系，最大家族成员分布于整个隔离区，反映出犬只在反应堆、切尔诺贝利城及检查站之间迁移繁殖的动态过程。

在对比厂区犬与外围犬群时，研究者在基因组中识别出 391 个差异显著的“异常位点”，其中附近分布着 50 余个候选基因，涉及 DNA 修复、免疫功能和应激反应等关键通路。 这些差异提示动物可能在面对辐射或化学污染等环境压力时产生了某种适应性潜力，但后续研究并未证实整体突变率升高。

一项后续论文对比厂区高辐射区域犬只和外圈犬只的基因变异频率，没有发现前者总体突变率更高的证据，说明目前尚无可靠数据支持“辐射驱动快速遗传进化”的观点。 Mousseau 指出，多数针对切尔诺贝利区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研究，并未观察到明确的适应性进化迹象，仅有个别研究在鸟类体表细菌中发现可能与辐射相关的适应性变化。

研究显示，电站厂区附近犬只与城镇犬群在品种血统上也存在差异。 在厂区犬的染色体中，大约 9% 的序列可追溯至牧羊犬类，其中超过一半牧羊犬相关标记在厂区群体中的出现频率达到 5–10%，而在城市犬群中仅为 1–5%。

与此同时，两地犬只都只保留了较低比例的“平犬类”（如杜宾、迷你平犬等）遗传片段，这类标记在不同群体中的频率相近，提示这部分血统更可能来自较晚期的混血或共同祖源，而非长期隔离。 科学家认为，厂区犬中牧羊犬血统占比高，与苏联时期在军队、工业设施和警卫岗位广泛使用德牧和东欧牧羊犬密切相关，这些工作犬在撤离时被遗留，成为今日犬群的重要祖先。

在 302 只样本中，科研人员划分出 15 个家族单元，小的仅由一对近亲（如母犬与幼崽）构成，大的家族则包含十余只、分布在多个地点。 犬只在隔离区内为寻找配偶而跨区域移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这一孤立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家迄今未发现 1986 年之后有人将新犬只引入隔离区，现有犬群很可能已接近种群上限。 从 2022 年起，“切尔诺贝利之犬”项目在区内大规模实施绝育和疫苗接种，旨在控制数量并改善犬只健康状况。

切尔诺贝利的生态并非“变种乐园”，而更像是一块辐射水平高度不均的“拼布地毯”。 在 2600 平方公里的隔离区内，约三成土地被认为辐射显著，剩余地区相对“冷”，大量野生动物在无人为干扰的环境中繁衍，包括狼、猞猁、野猪、麋鹿、鹿、狐狸、欧洲野牛以及濒危的普氏野马等物种。

一项 2004 年研究追踪了田鼠等四种小型哺乳动物在不同辐射水平区域的种群数量，没有发现辐射较高地段啮齿动物更少的证据。 研究者认为，辐射对个体健康的损害，在种群层面上被人类缺席带来的优势部分抵消，比如猎杀减少、农耕活动停止和栖息地扰动减弱等。

尽管有长期研究表明，辐射在高污染区域能够对多类植物和动物造成可测量的生物学伤害，例如鸟类白内障发病率上升，但在较“干净”区域，种群整体状况并未显著恶化。 Mousseau 指出，人类往往忽视辐射剂量的空间差异，误以为整个隔离区都同样危险，事实上只有部分热点区域风险突出。

针对外界热炒的“切尔诺贝利狼免疫癌症”说法，他表示，目前并无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论文支持这一结论，相关说法主要源自未正式发表的会议摘要，依据有限，且当地狼群规模仅几十只，远不足以进行可靠的流行病学统计。 研究人员强调，现有证据只能说明：人类狩猎对狼群数量的影响远大于辐射本身，但这并不等于狼已经对辐射“无懈可击”。

在多项长期监测中，哺乳动物展现出一定韧性，但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同样存在，个体的生物学损伤与种群层面的“繁盛”现象并存。 对于切尔诺贝利地区的生命来说，辐射与人类撤离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今日复杂而矛盾的生态图景。

流浪犬则以其高度可见性与情感投射价值，成为公众理解这一地区的窗口。 研究者强调，目前并未观察到切尔诺贝利犬群肿瘤发病率显著高于或低于其他地区，而且在恶劣环境中，大部分狗难以活到癌症高发的高龄阶段，这也让有关“辐射致癌”或“辐射防癌”的简单化叙事都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