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约旦，人们大概早已习惯一句惊呼：“瘟疫降临我们身上。”一场夺走无数生命的神秘疾病，不仅在当时留下巨大伤痕，也永久改变了当地社会结构。如今，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一支跨学科团队正在还原这场被称为“查士丁尼大瘟疫”的历史画面，聚焦这次地中海地区已知最早的腺鼠疫大流行之一对当时城市居民的真实冲击。

最新研究由南佛罗里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Rays H. Y. Jiang 领衔，是其团队关于这一大瘟疫系列研究中的第三篇成果，近日发表在《考古科学杂志》上。此前，团队工作主要锁定腺鼠疫病原体——鼠疫耶尔森氏菌的证据来源；而这一次，他们将视角转向被感染和死亡的人本身，试图回答：这些人是谁、如何生活、疫情在一座真实城市内部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死亡景象。

研究的核心现场位于约旦古城耶拉什（古名杰拉萨）的一处古代竞技场（Hippodrome）附近，这里被确认存在一座源自查士丁尼大瘟疫的大规模墓地。考古证据显示，大量遗体被仓促安置在一个废弃的公共空间内，尸体下方是厚厚的陶器碎片堆积层，这一异常埋葬方式成为本次研究的重点切入点。与普通墓地历经多年、逐渐扩展不同，耶拉什这一墓地属于一次性的大规模埋葬事件，数百人可能在短短几天内被集中掩埋，这为“第一次瘟疫大流行”期间的死亡规模提供了罕见的直接证据。

尤为关键的是，耶拉什目前是首个在考古学与古 DNA 双重证据层面都被明确认定为“瘟疫墓地”的地点。长期以来，历史文献反复提到拜占庭时期的广泛疫病，但许多被认为是“瘟疫群葬”的地点都缺乏确凿的病原学支持。通过提取牙齿等遗骸中的遗传物质并检测鼠疫耶尔森氏菌 DNA，研究团队首次将书面记载、聚集埋葬现场与病原体本身在同一地点精准对接，使“瘟疫故事”从文本与推断变成可验证的人类现场事件。

研究人员指出，这一墓地还解开了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矛盾：历史与遗传学资料显示，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人口流动与基因混合，但传统墓葬证据往往呈现“人们生于斯、死于斯”的静态图景。耶拉什的证据表明，这两种现象可以同时成立——在正常时期，人口流动往往缓慢、跨代发生，迁徙者逐渐融入当地墓地格局，难以在单一埋葬点上被清晰辨认。然而在大危机时刻，原本分散在各处的流动人群被集中安置于一个临时墓地之中，反而将平时难以察觉的迁徙与流动轨迹集中“显影”出来。

对骨骼和牙齿的综合分析显示，被埋葬在耶拉什大墓地的人群属于古代城市结构中的一支“高流动性群体”。在疫情爆发前，他们的生活轨迹分布于更广阔的区域；然而在瘟疫造成的紧急状态下，他们的死亡被集中记录在同一处埋葬地点。这一发现不仅帮助重构古城内部复杂的人口组成，也提示研究者重新审视大流行如何在短时间内“重塑”城市社会的空间与群体分布。

此次研究由 Jiang 与南佛罗里达大学基因组学、全球传染病研究中心以及人类学、分子医学、历史等多个部门的同事共同完成，并得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学家 Karen Hendrix 以及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实验室团队的协作。在前期完成病原体溯源之后，团队希望通过将古 DNA 证据、埋葬环境和城市考古信息结合起来，把“瘟疫”从抽象的流行病学事件还原为具有具体社会脉络的“人类健康经历”。

研究者强调，理解查士丁尼大瘟疫不仅是回顾一场公元 541—750 年间横扫拜占庭帝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灾难，更是探寻大流行如何在更深层次改变城市和社会组织的过程。就像现代疫情一样，古代瘟疫的起势与扩散同样与高密度人口聚集、区域间旅行往来以及气候与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在耶拉什这一案例中，考古与生物证据共同揭示，大流行并非单纯的“生物事件”，而是一场深刻嵌入日常生活、人口流动与社会脆弱性的综合社会事件。

Jiang 表示，通过将个体遗骸的生物学信息与其所处的考古环境对应起来，研究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疾病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与自然场景中影响真实的人。与单纯依赖文字记载相比，这种方法让“瘟疫史”不再只是编年体中的冷冰冰事件，而是一连串可触及的生命故事与集体创伤。研究团队也指出，大流行之所以格外“揭示人类脆弱性”，在于它会放大社会中不同群体在暴露风险、资源获取和空间流动方面的差异，而这种不平等模式至今仍在影响疾病如何作用于现代社会。

论文作者认为，这个古代瘟疫墓地案例为理解疫情如何塑造城市、暴露谁在危机中更脆弱提供了重要参照。从耶拉什出发，他们希望推动学界在研究古代大流行时更多结合考古学、基因组学和社会史，多从“人”的层面出发，而不仅仅停留在病原体与时间轴的描述上。相关论文题为《查士丁尼大瘟疫（公元 541—750 年）时期约旦耶拉什（古杰拉萨）的生物考古学特征》，于 2026 年 1 月 13 日发表于《考古科学杂志》，进一步夯实了关于世界首个大规模瘟疫流行起源与影响的证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