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Anthropic完成创纪录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后,创始人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与妹妹丹妮拉·阿莫迪(Daniela Amodei)成为硅谷最受关注的兄妹组合之一。

这家人工智能公司的上市首日曾引发华尔街狂欢,股价一度上涨约30%,但第二天迅速回落至接近发行价。尽管如此,截至11月20日收盘,Anthropic市值仍约为1.18万亿美元,兄妹二人各自持有的股份价值均超过210亿美元。
不过,与这场创纪录的IPO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对兄妹不同寻常的经历,以及他们为Anthropic塑造的独特文化。达里奥曾拒绝马斯克提供的工作机会,也曾在OpenAI内部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如果AI导致大量人类失业,沉浸式电子游戏或许能够缓解由此引发的政治冲突。后来,他因组织管理和AI安全理念上的分歧离开OpenAI,与妹妹共同创立Anthropic。
如今,达里奥担任Anthropic首席执行官,却只有一名直接下属;妹妹丹妮拉则担任公司总裁兼董事会主席,负责日常运营和整个高管团队。两人的分工也颇为特别,丹妮拉曾这样形容他们的关系:“达里奥让我们胸怀大志,我让我们走向成功。”
《华尔街日报》在11月20日刊发的深度报道中,回顾了两人从旧金山的童年生活、早年学术与职业选择,到进入OpenAI、创立Anthropic的历程,并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这些经历不仅解释了兄妹二人迥异的性格,也为理解Anthropic独特的组织文化与发展理念提供了线索。
大约两年前,在Anthropic快速扩张时期,丹妮拉曾将员工召集到圣克鲁斯山脉附近一座占地16英亩的花园里。为了营造特别的氛围,他们将约3米高的书架搬到草坪上,布置阅读角,组织游戏,还一起编织友谊手链。丹妮拉希望借此向员工传递一个信息:“让Anthropic保持怪异”(Keep Anthropic weird)。 这句话后来成为公司的非官方口号。
对于这对兄妹而言,Anthropic不仅是一家追逐最先进AI技术的商业公司,也承载着他们对于科技发展、人类社会以及人工智能未来的独特思考。而要理解这家万亿美元公司的特殊之处,或许首先需要了解它背后的两位掌舵者。
拒绝马斯克:一场家庭悲剧改变了他的技术理想
达里奥和丹妮拉在旧金山米申区长大,距离后来Anthropic总部所在的位置不到3英里。两人的父亲里卡多·阿莫迪来自意大利托斯卡纳,是一名皮具设计师;母亲埃琳娜·恩格尔则负责旧金山湾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翻新。兄妹二人从小关系密切,达里奥在妹妹小时候教她玩电子游戏,到了青春期又教她开车。尽管成长道路不同,两人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达里奥从小表现出较强的科学兴趣,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后,曾被选入一门颇具挑战性的新生物理课程,学生需要解决两道高难度研究问题才能获得入选资格。不过,他并不是一个只关注科学问题的学生。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仍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的达里奥参加了反战活动,并在帕萨迪纳市议会上宣读学生请愿书,表达对技术被用于战争的担忧。他当时表示:“我们这些创造支撑这个国家的技术的人,对于这些技术被不加区分地用于战争感到深切不安。”

此后,达里奥转入斯坦福大学,又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先后涉及物理学和生物学。2006年,一场家庭悲剧对他的职业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父亲里卡多因丙型肝炎去世,而仅仅几年后,医学界便取得重大进展,使这种疾病成为一种在多数情况下可以治愈的疾病。达里奥后来曾将失去父亲的经历,与自己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加速医学发现的愿望联系起来。
2010年,达里奥的人生迎来了一次重要选择。通过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汤姆·汤布雷洛(Tom Tombrello)的引荐,他结识了埃隆·马斯克,并参观了SpaceX办公室。马斯克向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达里奥最终拒绝了邀请,理由是相比火箭推进工程,自己的技能更适合计算生物学。这次选择让他没有进入SpaceX,而是继续探索如何利用计算技术推动生命科学研究。
此后,达里奥以博士后研究员身份回到斯坦福大学,并联合创立了一个名为Vannevar Group的讨论组织,研究如何加速科学进步。这个小组的早期成员中,就包括后来担任Anthropic首席科学家的贾里德·卡普兰(Jared Kaplan)。小组活动并不总是按计划进行,2013年8月,达里奥曾发邮件通知成员,因为很多人都去了内华达州的“火人节”(Burning Man),当周会议取消。第二年,在女友卡米·克拉克和朋友的鼓励下,他自己也参加了火人节。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达里奥逐渐意识到,如果希望自己的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可能需要从学术界转向商业世界。一位当年与他交往的朋友向《华尔街日报》回忆,他曾明确表示,要想做出更大的贡献,就需要进入商业领域。
一栋合租房,走出了半个Anthropic创始团队
与哥哥不同,妹妹丹妮拉选择了一条更偏向人文学科的道路。她凭借古典长笛奖学金进入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最终获得文学学位。大学毕业后,丹妮拉在华盛顿从事国际发展相关工作,并曾前往乌干达参加一个为期五个月的项目。尽管专业背景差异很大,兄妹二人对如何改善世界的兴趣却高度一致。
达里奥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每次回家都会与妹妹聊到深夜,讨论科技、慈善以及如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其中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是“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这一思想主张通过理性分析和资源配置,尽可能扩大个人行为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达里奥最初通过慈善评估机构GiveWell接触这一理念,而该机构联合创始人之一霍尔登·卡诺夫斯基(Holden Karnofsky),后来成为了丹妮拉的丈夫。
2013年,丹妮拉回到旧金山,进入支付公司Stripe工作。随后,她与哥哥达里奥、卡诺夫斯基一起搬进了旧金山格伦公园附近的一栋合租房。这栋房子后来成为Anthropic创业故事中一个特殊的地方,一群年轻人经常在这里讨论科技、慈善、科学进步以及社会未来。他们的想法有些严肃,有些则颇为古怪。
例如,卡诺夫斯基曾根据达里奥提出的配方,设计了一种名为Power Smoothie的饮品。这是一种由蓝莓和羽衣甘蓝等食材制成的营养饮料,目标是在保证营养和便利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动物遭受的痛苦。卡诺夫斯基还专门建立网站介绍这种饮品,并讨论它对动物福利的影响。
这群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同样充满了不同寻常的细节。丹妮拉喜欢收藏毛绒玩具,尤其喜欢猪。2016年,卡诺夫斯基为了向她求婚,制作了一部长度相当于电影长片的作品,而影片的主演不是演员,而是两人房间里的约50个毛绒玩具。故事还部分借鉴了丹妮拉喜欢的电视剧《吸血鬼猎人巴菲》。第二年,两人结婚,在婚礼请柬中,他们没有向宾客索要传统礼物,而是希望大家将礼金用于慈善捐赠。
这些生活细节看似与人工智能无关,却折射出后来Anthropic创始团队的思想氛围。《华尔街日报》指出,Anthropic创始团队中超过一半的成员,都曾在不同时期住过这栋合租房。 这意味着,在Anthropic正式成立多年之前,后来构成公司核心的人际关系和思想联系,便已经在这里逐渐形成。如今,丹妮拉仍与丈夫及两个孩子住在这栋曾经的合租房里。
曾设想用电子游戏缓解AI失业冲突,最终出走OpenAI
达里奥真正进入人工智能行业,与OpenAI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有关。丹妮拉在Stripe工作期间,结识了当时担任公司首席技术官的布罗克曼,后者偶尔会到阿莫迪兄妹居住的合租房做客。2015年,布罗克曼参与创立OpenAI时,曾试图招募达里奥加入,但最初没有成功。直到2016年,达里奥才正式进入OpenAI。

当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尚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全球社会,但达里奥已经开始讨论AI可能带来的就业和社会问题。《华尔街日报》援引当时广泛流传的Slack内部消息称,达里奥曾与同事争论,沉浸式电子游戏是否可能成为缓解AI引发失业后政治冲突的一种方式。
这一设想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触及的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人工智能改变人类劳动结构之后,社会应当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失业与政治矛盾。随着AI模型能力不断提升,技术对就业市场、劳动价值和社会分配体系的影响,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不过,原报道没有进一步披露达里奥当时设想的具体实施方式,也没有证据表明OpenAI曾将这一思路转化为正式项目,因此更适合将其理解为他早期探索AI社会影响时提出的一种可能性,而非成熟的政策方案。
2018年前后,布罗克曼又邀请丹妮拉加入OpenAI,这也是阿莫迪兄妹第一次在同一家公司共事。但随着OpenAI不断发展,兄妹二人与布罗克曼逐渐在组织管理权限和AI安全问题上发生分歧。达里奥身边聚集了一批理念相近的员工,这群人甚至有一个特殊的内部称呼——“熊猫派”(The Pandas),原因是熊猫是达里奥最喜欢的动物。
2020年,达里奥与部分志同道合的员工离开OpenAI,并于2021年联合创立Anthropic。从创立之初,Anthropic就将人工智能安全置于公司理念的重要位置,但这并没有让它放慢追求更强大AI模型的脚步。相反,Anthropic一方面持续警告先进AI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极端风险,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全球最先进AI模型的研发竞争。
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逐渐成为Anthropic的重要特征。在2026年的IPO招股说明书中,公司再次警告,如果缺乏适当的安全措施,足够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对人类构成灾难性甚至生存性风险。从早年反对技术被滥用于战争,到后来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失业问题,达里奥长期以来对技术社会影响的思考,也为理解Anthropic的安全理念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哥哥负责改变世界,妹妹负责让公司成功
Anthropic的管理方式,与这对兄妹截然不同的性格密切相关。现年43岁的达里奥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只有一名直接向自己汇报的下属——幕僚长。39岁的丹妮拉则担任公司总裁兼董事会主席,负责日常运营并管理整个高管团队。这种安排使达里奥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技术方向和长期战略,而丹妮拉则承担组织管理与战略执行的职责。

在公司内部,达里奥更像是一名思想领袖。他定期举行名为“Dario Vision Quests”的全员会议,向员工分享自己对AI进步、政治以及科技行业的看法。这些会议通常是他不加修饰地表达个人思考的场合,他也不介意展示自己古怪的一面,甚至曾头顶一条面包出现在一次开发者会议上。
此外,达里奥还撰写过一篇长达1.4万字的文章,讨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未来变化。Anthropic后来将这篇文章装订成册,分发给员工,一些人将其称为《小蓝书》。2023年,公司还向员工发放了印有“祝大家好运”(Good luck, everyone)字样的帽子,这句话正是达里奥在结束“愿景探索”会议时经常使用的告别语。
相比之下,丹妮拉承担着更加务实的职责,负责将哥哥的宏大愿景转化为具体的商业战略和组织行动。2026年7月,丹妮拉在接受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的播客采访时,用一句话概括了兄妹二人的分工:“达里奥让我们胸怀大志,我让我们走向成功。”

丹妮拉进一步解释,如果没有自己,公司战略的执行将会变得复杂;而如果没有达里奥,Anthropic或许依然能够成为一家成功的企业,但未必能够改变世界。对于这家企业而言,哥哥负责描绘技术愿景,妹妹负责将愿景落地,构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权力结构。
“让Anthropic保持怪异”:一家万亿公司的文化实验
兄妹二人的个性,也深刻影响了Anthropic的招聘和管理方式。公司从创立之初就试图控制员工规模,招募对人工智能持有相似看法的人。随着业务快速扩张,这种文化也面临着被稀释的风险。丹妮拉曾专门组织公司聚会,并提出“让Anthropic保持怪异”的口号,希望员工在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后,仍能保持早期团队的独特氛围。
在招聘过程中,Anthropic设置了专门的价值观面试,希望识别真正认同其AI安全使命的候选人,而不是仅仅追求高额薪酬的人。公司早期员工之间还有一项特殊做法:彼此编写“与我共事”(Working With Me)指南。这些指南类似个人协作说明书,介绍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以及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与自己合作。
Anthropic对于AI模型本身的态度也颇为特别。据报道,部分员工对Claude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认同,公司甚至开展研究,探讨Claude等AI模型是否可能具备意识。这一研究方向引发了竞争对手的批评,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公开嘲讽。2026年10月,Anthropic还更新了使用政策,禁止用户对其AI模型进行辱骂或残忍对待,并允许Claude终止此类互动。
这些做法在外界看来可能颇为古怪,但Anthropic认为,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IPO文件中,Anthropic披露,截至2026年9月的12个月里,公司所谓的“遗憾员工流失率”(Regrettable Attrition)仅为1%。这一指标主要指公司希望留住、却最终选择离开的员工比例,而非所有员工的整体离职率。
在当前AI行业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这一数字尤其引人关注。一些顶尖AI研究人员能够获得价值数亿美元的薪酬方案,而Anthropic则试图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与使命感保持团队稳定。至少从公司披露的数据来看,其企业文化与员工留存之间存在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联系,不过仅凭这一指标,还不能断定文化就是低流失率的唯一原因。
身家各超210亿美元,却承诺将80%创始股权用于慈善
在这对兄妹的故事中,财富与理想主义始终交织在一起。Anthropic上市后,两人的持股价值均超过210亿美元。但早在创立公司之初,达里奥和丹妮拉就分别承诺,将各自创始股权的80%用于慈善事业。按照《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上市后持股价值计算,这一承诺对应的股份价值,每人超过170亿美元。
这与两人早年受到的有效利他主义思想影响密切相关。父亲的离世让达里奥更加关注医学进步,学术研究使他希望通过技术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与GiveWell相关人士的交往,也进一步强化了兄妹二人对慈善和社会责任的关注。不过,随着有效利他主义运动陷入争议,两人逐渐与这一身份标签保持距离。
在该运动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FTX创始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入狱后,许多与该运动有关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立场。达里奥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自己并不认为是有效利他主义者;丹妮拉也表示,她不认同这一标签。但兄妹二人早年形成的部分价值观,仍然深刻影响着Anthropic的文化与发展方向。需要指出的是,承诺将创始股权用于慈善,并不意味着相关资产已经全部完成捐赠。
与此同时,Anthropic也正面对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2026年11月19日,这家公司的IPO让兄妹二人跻身全球最富有的科技创业者行列,但仅仅一天后,股价便大幅回落,资本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规模和商业前景的担忧也随之显现。对于一家长期强调AI安全、风险控制和特殊企业文化的公司而言,上市意味着它必须更加直接地回应投资者对收入、增长和回报的期待。
在11月19日的纳斯达克上市仪式上,丹妮拉站在讲台前,哥哥达里奥在一旁注视着她。她再次强调了Anthropic的特殊之处:“Anthropic是一家不同寻常的公司。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很怪异。事实上,很多人确实这么认为。”
从旧金山的一栋合租房,到如今的万亿美元AI公司,这对兄妹不仅塑造了Anthropic的技术路线,也将个人经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融入了企业的组织文化。当年拒绝马斯克工作邀请的达里奥,如今正在推动全球最先进AI模型的研发;曾经担心公司快速招聘会冲淡文化的丹妮拉,则需要管理一家身处全球AI竞争中心的上市企业。
对于这对兄妹而言,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当一家以理想主义和独特文化著称的AI公司,必须不断满足华尔街的商业期待时,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让Anthropic保持“怪异”?